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前言:每個新時代的興起都有它自身的故事,歷史研究者探析它的歷史邏輯,後世的普羅大眾回顧似曾相識的命運,以此作為與歷史和解的契機,就此而言,深度理解歷史有諸多好處,不僅能知興替,又可避免重蹈覆轍的尷尬。
各種社會動亂拉開時代序幕
大正元年伊始,整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格局出現了巨大變化。大正2年1913年1月21日,新年假期結束後,帝國議會準備再次召開,但因第3次桂太郎(1848-1913)內閣預算案還沒有印刷,不得不決定休會15天,桂內閣想利用休會期間靜待護憲運動趨緩下來,因而與立憲政友會妥協。
1月24日,第2次憲政擁護大會在新富座召開大約3000多人參加,從那之後,在全國範圍召開的集會中,政友會和國民黨陣容極為盛大,但護憲運動的規模和影響明顯在擴大。接著,又爆發了東京「市營電車罷工」,舊東京鐵路公司被併購並大量裁員,只發給員工少額退休金,大半幹部卻中飽私囊,導致該鐵路基層員工群情激憤罷工抗議。這起罷工頗為見效,勞工津貼有所增加。
不過,所謂槍打出頭鳥,在罷工大會上演講的社會主義者片山潛(1859-1933),被依煽動罷工罪判處五個月徒刑。2月5日,有「憲政之神」和「議會政治之父」之稱譽的尾崎行雄(1858-1954)在復會的議會上發表「以天皇為擋箭牌,以聖旨為子彈打敗政敵」的著名演講,使得處於劣勢的桂內閣不得不再次休會5日, 最終結論也延後做回答。在此期間,桂內閣於2月9日謀劃由大正天皇向政友會總裁西園寺公望(1849-1940)下達敕令,以求政治協商。就這樣,2月10日再開的國會將決定總辭職解散或者繼續休會。
是年,9月4日,畢生為「足尾銅山鑛毒事件」公害請願奔走的政治家田中正造(1841-1913),在捉襟見肘的貧窮生活中劃下了生命的句點。根據其得意門生評論家和小說家木下尚江(1868-1937)回憶,他聞訊先生病危時立刻趕去探視,坐在病榻枕邊問候,正造先生靜靜地睜開眼睛說道:「接下來,才是日本真正的亂局!」田中正造在木下尚江的攙扶下半坐著起身,只見他用力地呼吸了八九次,就斷了氣與世長辭了。
那時,秋老虎的熱氣並未減弱,屋外依然豔陽高照。好奇者可能要問,田中正造終生投入政治與社會運動,他留下了多少遺物呢?細究起來,他的遺物之稀少還真令人愕然:一個斗笠和頭陀袋(遊方僧所用「什麼都裝的」褡褳.百宝囊),打開這個百寶囊一看,袋內有一冊《新約聖經》,三本日記和少量面紙。這就是他的全部遺物,因為他散盡家財就是為了替弱勢民眾爭取應有的權益。
俳句改革家石川啄木
在那樣的年代裡,貧窮的蔓延可謂是時代的共同疾病,相較於清貧一生的田中正造,俳句改革家石川啄木(1886-1912)此前就抒發了蓄積的悲憤與苦悶。那年7月,他還是《朝日新聞》默默無聞的校正員,收入菲薄得可憐,因此,在日記裡吐露心中鬱結與苦悶,新春伊始,他說完全「鼓不起精神來迎接這個新年」,當時他已患了嚴重肺結核,背負債務陷入窮困生活的危機中,加上得知幸德秋水等人,因「大逆事件」遭到判決數個月後,用俳句表達了對他們的同情。
具體地說,「大逆事件」的逮捕與絞死,給石川啄木造成強烈的心理衝擊,他也因於這個契機,開始大量蒐集社會主義的著作。幸運的是,他得到《朝日新聞》社內兩位主管——杉村楚人冠(本名.廣太郎)和涉川玄耳的幫助,大膽推薦石川為社內「朝日歌壇」的選評人。
首先,涉川玄耳深知石川撰作俳句短歌的才華,又有好友與謝野鐵幹.晶子夫妻的力挺,由石川主持這個欄目最適當不過了。在這之後,發生了一件感人的故事。楚人冠得知石川的病情加重,陷入了一貧如洗的悲慘生活,便自掏腰包贈款20圓(注:明治時期的1日圓,相當於現今物價的3800倍,大約76000日圓),並在信中說,捎去薄款不成敬意。
石川立刻回信,向楚人冠深深致謝,並說他會善用這筆錢,已買了俄國無政府主義者克魯泡特金(1842-1921)的《俄羅斯文學的理想與現實》,這是他一直以來的願望。楚人冠表示,他讀到石川的回信頓時愕然不已,甚至有點憤怒起來,因為眼下他(石川)已窮困得揭不開鍋,卻拿這筆錢買了克魯泡特金的著作。
但是,後來仔細思索,或許這才是石川啄木的行事風格,楚人冠對此由衷的感動與佩服。實際的情況是,石川收到這筆20日圓慰問金,旋即從當鋪贖出之前典當的衣物,並用2.5日圓買了《俄羅斯文學的理想與現實》一書。當時,石川在《朝日新聞》每月工資只有28日圓,夜間加班一夜1日圓。由此可知,對他而言,一冊2.5日圓的書籍何等昂貴。嚴格說來,石川啄木捨食求書的作為,正反映出讀書人的真性情。
反映時代精神與出版文化
正如前述,在大正時代有近乎翻天覆地的變動,出版文化的潮流依然銳不可擋,儘管因趕上「辭典熱」設立的三省堂、同文館這些大型出版社倒閉,在不景氣的狀態下,廉價的文庫本(口袋書)躍然成為書市的主流。例如,「岩波文庫」、以忍者隱身法書籍創造百萬暢銷書的「立川文庫」、「新潮文庫」,以及以翻譯文藝科學為主的「茄苳叢書」相繼刊行新書。岩波書店推出的經典作品阿部次郎的《三太郎日記》、《哲學叢書》、倉田百三的《出家及其弟子》、西田幾多郎的《善的研究》等,可謂充分掌握住知識青年的精神渴求。
此外,新聞媒體對於民眾的政治訴求反應迅速,帶有引領輿論風向的優勢,而且與明治時代不同,他們公開批評「軍部傲慢、強行擴軍」,這反映出民眾意識擡頭,握有各種新聞訊息來源,對「閥族政治」強烈反彈,明確表明「擁護憲政」的立場。
這一年愛爾蘭作家奧斯卡.王爾德的獨幕悲劇《莎樂美》日譯本(島村抱月翻譯)刊行,改編為舞台劇由著名女演員松井須磨子和澤田正二郎主演;有聲電影初次在日帝劇場上映;美日大聯盟棒球隊初次訪日引起了轟動。
另外,從新思潮之間的衝突論戰以及各種雜誌的創刊,同樣能得出大正時期的總體文化面相。自從明治44年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公演,加上《青鞜》創刊,「新女性」一詞,頓時在新聞媒體界蔚為流行,大正2年1月,平塚雷鳥撰文〈何謂新女性〉投稿《中央公論》,後來又在她主編的《青鞜》元月號附錄「關於新女性與其他婦女問題」上,翻譯刊載瑞典女性主義者愛倫.凱(1849-1932)的〈戀愛與婚姻〉一文,伊藤野枝、岩野清子、加藤綠、長曾我部菊(生田花世)等成員擺出辯論陣勢,福田英子、阿部次郎、岩野泡鳴、馬場孤蝶等作家撰文表示支持。
然而,山路愛山和下田歌子等卻大加批評,大眾輿論也不以為然。是年6月號的《太陽》雜誌,刊出〈近時之婦人問題〉,7月號的《中央公論》,用加大字級臨時增刊《婦人問題專題特刊》,由此可見,當時提出新女性此一概念與女性問題,既有新銳思想的創發亦包含對舊有思想的挑戰。
大正2年9月,《讀賣新聞》記者.詩人土岐哀果(善麿)創辦了《生活與藝術》雜誌,該雜誌由東雲堂書店發行,為了節省各種開銷,他把編輯部設在家裡,並負責全部編務。創刊上刊出荒畑寒村的〈逃避者〉、已故俳人石川啄木的〈來自病房〉,為了給自家雜誌開源招募廣告,一口氣刊出37種雜誌和書籍的目次。他這個開辦雜誌的勇氣,激勵了荒畑寒村和大杉榮這兩個反體制的青年,他們二人創辦《近代思想》雜誌,深入探究生活與藝術的底蘊,尋求新思想的啟蒙,那些歌頌生活的詩歌團體被稱為「生活派」正是起源於此。
以私小說《野菊之墓》聞名的伊藤左千夫,對日本傳統美學美術貢獻卓著的岡倉天心,在這一年逝世。而這一年出生的作家:文學評論家荒正人、頹廢派小說家田中英光、織田作之助,以報導文學著稱的杉浦明平。
打造百花齊放與百家爭鳴
翌年2月,《新思潮》(第三次)創刊,由山宮允企劃,同仁為一高出身的東大文科生,如大正元月入學的山宮允、豐島與志雄、山本有三,大正2年入學的久米正雄、芥川龍之介、土屋文明,以及進入京都(選科)的菊池寬等十名,久米正雄擔任編輯兼發行人。
山宮允的評論、豐島與志雄的〈湖水及其他們〉、久米正雄的社會劇〈牛奶店兄弟〉、 山本有三的劇本〈母親〉等作品獲得好評。〈牛奶店兄弟〉此一劇本,在新時代協會「有樂座」演出後佳評如潮。
近衛文麿翻譯王爾德的〈論社會主義〉,但刊載該文的那期遭到了查禁。
芥川龍之介發表處女作〈老年〉和戲劇〈青年與死亡〉,其中,夏目漱石對〈鼻子〉評價很高。
這時期,〈喀秋莎之歌〉蔚為流行,這首歌出自島村抱月改編托爾斯泰同名小說的話劇《復活》,松井須磨子飾演話劇中的女主角喀秋莎和主唱。不料,那時島村抱月與坪內逍遙的思想和藝術觀嚴重分裂,加上島村抱月與松井須磨子之間有不當戀情,文藝協會內部紛亂不斷這個團體因而解散。
是年7月,島村抱月與松井須磨子獨立出去,成立「藝術座」劇團,很積極演出易卜生、梅特林克、托爾斯泰的戲劇,尤其《復活》在帝國劇場演出後,又到日本各地公演,屢次都是佳評如潮。松井須磨子在話劇中主唱的〈喀秋莎之歌〉,就此傳遍了大街小巷,為話劇表演取得了榮耀的地位。
這一年6月,著名歌人暨國文學者窪田空穗創辦了《國民文學》雜誌,創刊之初,田山花袋、德田秋聲等知名作家給予投稿,其宗旨以創作、評論和古典研究為主,但翌年開始即改為會員短歌雜誌,將是年2月創刊的《未來》與9月創刊的《異端》合併。
順便一提,三木露風主編的《未來》刊載川路柳虹、柳澤健等人的作品、山田耕筰的曲譜;尾山篤次郎主編的《異端》,標榜「文藝美術雜誌」,室生犀星、福士幸次郎、萩原朔太郎為其雜誌執筆,可惜的是,出版了兩期即告停刊。
知名人權律師平出修、武俠小說作家押川春浪,在這一年與世長辭。而這一年出生的名作家有深澤七郎、十返肇、芝木好子、立原道造、木下順二、北條民雄和佐佐木基一,他們的作品為日本近現代文學史上增添不少光彩。
詩人北原白秋經歷《朱欒》(大正2年)停刊,與詩友成立巡禮詩社,出版詩刊《地上巡禮》,後來與金尾鐵雄成立阿蘭陀書房。開店之初,北原白秋即發表《邪宗門祕曲》,展現其調性的詩歌,於4月創辦了詩刊《ARS》,還聘請著名文學家森鷗外和詩人上田敏擔任詩刊顧問,該詩刊之所以取名《ARS》,取自拉丁語的「藝術」之意,由上田敏提議命名的。
這一創刊號頗能發揮北原白秋的藝術理念,當然需要名人作家的加持:森鷗外、上田敏、蒲原有明、木下杢太郎、堀口大學、高村光太郎、室生犀星、萩原朔太郎、山村暮鳥、吉井勇都是壯大其詩隊伍的要角。另一方面,自然主義的作家、白樺派、阿羅々木派的短歌詩人幾乎全員參與,《ARS》甫創刊,可謂當年文壇的一大盛事。
鮮花.毒草.阿羅々木
然而,有文藝流派之分,就有創作理念之爭。齋藤茂吉在《阿羅々木》(大正4年8月號)發表〈童馬漫筆〉提及「短歌語言」如何表現,並以北原白秋、嘆異抄、森鷗外、梁塵祕抄、法華經、萬葉集、木下杢太郎、正岡子規等文本作品為例,品味話語的由來。
不過,這篇隨筆引來土岐哀果的反駁,他分別於《生活與藝術》9月號撰文〈歌壇短語〉,以及在《鑽木取火》和《赤光》撰文〈齋藤君的短歌〉批評「茂吉君不探究內部的生活,卻尋求外在激發」的創作態度。
有趣的是,從那以後,這兩個雜誌不斷在自家刊物上激烈交戰攻防,島木赤彥站在齋藤茂吉這一邊,西村陽吉則支持土岐哀果的論點。必須說,上述兩派陣營展開的筆戰,並不關涉國家政策方針或批評社會內部的震盪,僅只就創作態度而言,某種程度反映出大正民主時期的時代特點。
還有一個值得觀察的是,在大正4至5年間痴情俗爛文學極為盛行,較具代表性的作品有長田幹彥的《祇園夜話》和《鴨川情話》,這兩部作品都描寫祇園(藝妓)生活,另外,吉井勇的《祇園歌集》,近松秋江其纏綿悱惻的愛情故事——《舞鶴殉情記》、《葛城太夫》等等,都受到大眾的喜愛。針對這些氾濫成災的流行現象,赤木桁平為提振「世道人心」掃蕩有害毒素,特別撰文〈論「放蕩文學的消弭」〉(《讀賣新聞》大正5年8月6日至8日),博得評論界的共鳴。
不過,小山內薰、本間久雄、安成貞雄等劇作家撰文展開反擊,赤木桁平於《中央公論》10月號提出嚴厲駁斥,他只承認長谷川天溪的論點公允些,除此之外,他不改變自己的立場。在這一年,以長篇小說《土》蜚聲文壇的長塚節逝世;梅崎春生、野間宏、小島信夫、寺田透和巖谷大四出生;這些傑出的作家都在昭和時期的文學界占有重要位置。
每個作家在生涯中都會因某些事件的衝擊而改變寫作風格,這還包括題材選取和文體表現,而森鷗外寫作歷史傳記小說就是例證之一。
乃木希典夫妻於明治天皇大葬當日殉死自絕,森鷗外就是以此為契機開始撰寫歷史小說,〈阿部一家〉、〈興津彌五右衛門討伐敵人〉和〈山椒大夫〉,都是其轉型後的作品。在他看來,歷史小說是「既保有歷史原型又稍為偏離史實」的文類。
大正5年1月,他發表了〈高瀨舟〉和〈寒山拾得〉,又從歷史小說轉向了歷史傳記,於1月至5月,分別在《東京日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澀江抽齋》,當時讀者對此評價不高,卻博得石川淳「實乃古今第一流文章」的稱許,正因如此助力,其後才有〈伊澤蘭軒〉和〈北條霞亭〉作品。
在這時期,體力勞動者的文學開始拔地而起。宮嶋資夫的小說《礦工》可謂勞工文學的先驅。這部作品刊載於《近代思想》上,當時兩位社會主義者堺利彥和大杉榮為他作序,稱讚這部作品寫得極好,與左拉描寫礦工生活的長篇小說《萌芽》相比毫不遜色,其礦工形象又類似叛逆的高爾基,因此,剛一出版就遭到查禁。
此外,無產階級作家宮地嘉六又加入了這一戰局,他把在海軍擔任車床工的經驗寫成《一個工人的札記》,刊登在友愛會的機關刊物《勞動及產業》上,這部書又收錄社會寫實劇本〈工廠法〉和小說〈燒煤炭〉。在那之後,紡織工人出身的細井和藏的紀實作品《女工哀史》問世,立即引起了轟動,兩部作品相繼為日本的社會學研究提供有用的證據,而且在這股氣勢的鼓勵下,又催生出許多勞工文學作品來,因此,有評論者說它們是底層勞工的覺醒與宣言,似乎並不是言過其實。
夏目漱石之死與一圓書風潮
眾所周知,國民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向來受到讀者的青睞,但在這過程中,他著實付出了代價,每日伏案寫作,還得忍受糖尿病和胃痛的折磨,儘管如此,是年5月26日起,他的小說《明暗》開始連載,執筆的同時還寫漢詩書法和插畫,並向其門生芥川龍之介、森田草平和久米正雄,說明自己遵循「則天去私」的心境。
就在他寫下《明暗》第108回,在稿紙上寫完第189回,竟然成了他的絕筆之作。那天,他參加了辰野隆的婚宴,因吃了少許花生,翌日胃潰瘍復發了。令人感動的是,漱石直到12月9日臨終,他的妻子鏡子、醫生及其許多門生守在他的身旁,目送這位僅享年49歲的大作家離世。大家為了緬懷夏目漱石的文學成就,將其臨終前的照片刊登在《澀柿》(大正6年2月追悼號)上,還有津田青楓為其所畫的鉛筆素描「在棺木中永眠的臉容」,新海竹太郎為其製作「死亡面具」。
這一年,政治家加藤弘之、詩人上田敏去世;小說家西野辰吉、五味純川平,文藝評論家小田切秀雄出生,給人一種英才凋謝新星升起的衝擊感。
時序進入大正15年(1926),也是這個時代閉幕的一年,在此之前,它經歷過各種喧囂與激蕩的試煉,即使來到最後一年時代的強音同樣持續不斷。是年1月,菊池寬、山本有三、芥川龍之介、加能作次郎等人成立「文藝家協會」,這個會名是此前劇作家協會和小說家協會兩會合併的名稱。創立總會在本鄉的燕樂軒召開,有8位幹事:菊池寬、佐佐木茂索、金子洋文、小川未明、水谷竹紫、久保田萬太郎、高田保;文書沖本常吉。事務所設在雜司谷金山的文藝春秋社內。
那時候,書報刊物審閱制度和著作權法日益嚴峻,該協會為保障作家的生活權益四方奔走。順便一提,隨著時代變局和戰爭爆發,虛弱體質的文學團體不得不改弦易轍,配合國家政策需要重組或改造。1942年,太平洋戰爭的局勢日益吃緊,「文學報國會」成立又解散了,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戰敗後,這個組織又改為「日本文藝家協會」,由此可見,時代更迭捉弄人性的一面。
正如上述,這個時代仍然存在文學目的或意識形態的爭論,文藝評論家青野季吉在大正15年9月號《文藝戰線》上,發表文章〈自然生長與目的意識〉,主張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應該根植於目的與意識,而且該陣營的作家都應當參與整個階級運作,然而,谷一提出反對意見,為了讓大眾接受社會主義並參與政治鬥爭,無產階級必須揚棄這種教條思想。這個回應卻引發了青野季吉和林房雄與谷一、鹿地亘和中野重治之間的激烈論戰,奇妙的是,這個論戰意外創造了一個歷史契機——僵化的政治意識形態必須面對尖銳的挑戰了。
必須指出,儘管東京大地震(1923年9月1日)後,日本出版界遭到嚴重的打擊,仍然有出版社絕地求生。改造社就是這樣的不死鳥。當時,改造社為了打開停滯的銷路,於大正15年11月發表企劃出版「現代日本文學全集」——明治.大正時期代表作(37卷),後來追加到63卷,讀者只需預付一日圓,可得一冊全集。
令人饒富興味的是,這個廉價策略獲得奇效,其他出版社群起模仿,據統計,給改造社的預購訂單如雪片般飛來(逾30萬人預定),出現空前未有的「一圓書風潮」,這成為大正末期至昭和初期的奇特現象。
總結地說,這強烈吸引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者所關注的題材,因為對這個核心對象的深入考察,就越能理解喧囂與激蕩存在於時代中的文化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