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法學士、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現為文化評論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二000年,帶著觀察者的好奇進入中國現場,在北京生活十二年,中國觀察作品包括《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二0一一,獲第三十六屆金鼎獎)、《中國課》(二0一二,獲選《亞洲週刊》該年度十大好書)、《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入選二0一八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選書)。
今年是小津安二郎誕生120周年、逝世60周年紀念,作為日本重要電影大師,日本與台灣都有相關紀念活動與影展。
今日台灣,喜愛小津安二郎電影的影迷不少,即使作品年代久遠,仍不斷在其作品當中咀嚼再三者,大有人在。值得提問的是,台灣對小津安二郎較全面的認識,基本上是從1980年代伴隨電影評論雜誌的介紹,外加盜版錄影帶乃至光碟為中介開始的。在小津安二郎的時代裡,是否有台灣人觀賞過他的作品?
答案是有的。吳新榮與呂赫若兩位作家在1942年都看過小津安二郎戰前的最後作品《父親在世時》(父ありき),也都以日文在日記裡寫下心得。1942年4月13日,呂赫若當時在東京,他在日記裡記載:「在等候(呂)泉生的時候,散步銀座,到日比谷電影院看《父親在世時》,不好看」。1942年7月1日,住在台南佳里的吳新榮則在日記裡如是寫道:「到帝國商事找(毛)昭癸內兄一起去宮古座看《父親在世時》,大失所望」。
可以看到,無獨有偶,兩位台灣文化人對小津安二郎的《父親在世時》並不感興趣。可以延伸討論的是,《父親在世時》是1941年情報局主辦的「國民映畫參加作品」,1942年也獲得情報局賞,按當時的電影體制來說,屬於國策電影。
從日記裡的觀影紀錄與心得來看,吳新榮相較呂赫若電影看得多,而且經常看完電影後直觀地寫下對電影的好惡,感動的電影尤其振筆疾書。很多人對國策電影有個直觀的印象,就是洗腦電影。吳新榮所看過的國策電影不在少數,他對《父親在世時》大失所望,是否意味著他對國策電影不感興趣?
《父親在世時》裡的父子關係
根據竹林出的《小津安二郎的軌跡》一書所指出的,《父親在世時》的劇本1937就寫好了,不過,同年小津安二郎收到徵兵令,前往中國戰場,兩年後回到日本繼續拍片。
《父親在世時》一如小津電影的風格,以家人之間的感情為主軸,淡如水似的劇情卻見張力。金澤的中學老師堀川妻子早逝,獨立扶養兒子良平。電影中,堀川的形象一絲不苟,帶著中學生出去畢業旅行,不料發生學生划船溺斃的不幸事件。堀川決心負起責任,辭去教職,帶著良平回到故鄉長野。不過,為了工作,良平只能住校。而後,堀川為了栽培良平讀大學,隻身前往東京工作,存錢賺取學費。原以為不斷分開的父子能在東京一起生活,未料,良平考上仙台的大學,畢業後在秋田的學校任教。父子只能一週見面一次。堀川覺得良平也到適婚年齡,他覺得良平與友人的女兒速配,希望他們成婚。然而,就在此刻,堀川病倒過世。電影的結局是良平與妻子搭著火車向秋田駛去。
飾演父親一角的,是小津電影的老搭檔笠智眾。1904年出生的他,1928年就開始在小津電影《年輕之夢》當中擔任配角,《父親在世時》是他第一次在小津電影中擔任主角。從這部電影之後,戰後也多次在小津電影當中飾演父親角色。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們看到的《父親在世時》與戰前略有不同,戰前版最後一幕播放戰時軍歌《海行兮》(海行かば),事實上這首歌頻繁出現在1930年代末期到1940年代的日本電影當中。
國策電影是什麼?
國策電影一詞,就字面上來說,是符合國家當前政策的電影之意,不過,這個說法時而籠統,有無明確的標準?
1939年4月,日本政府頒布《電影法》,條文共計二十六條。戰時中頒布的《電影法》,洋溢著國家介入電影製作發行乃至放映的色彩。不過,法律條文中未見國策映畫一詞。按古川隆久的《戰時下的日本電影:人們看了國策電影嗎》(戦時下の日本映画:人々は国策映画を観たか)一書所言,國策映畫這個名詞從1938年夏天就開始出現,不過,並沒有明確的定義。
研究者因而多從其他政策文件的規定,試圖找出國策電影的參考定義。諸如古川隆久以電影審查費用免除的規定為參考。這個參考定義的背景是1937年4月,負責電影審查的內務省警保局提出電影審查費用免除的標準:電影內容是關於國體觀念的昂揚、國民道義的確立、對我國國內外情勢的正確認識、軍事、產業、教育、防災、衛生等的宣傳乃至增進公益的作品。
此外,1940年12月,電影的主管機關由文部省改為情報局的電影科,情報局開始獎勵國策電影的劇本募集,櫻本富雄的《大東亞戰爭與日本電影》(大東亜戦争と日本映画)一書當中,便以1941年情報局所刊登的電影劇本募集廣告基準:軍事電影、防諜主題、戰時新生活體制、以國民保健與人口問題等為主題的健康歡樂題材、技術者的生活、戰時下中小企業者的應對與生活方式、學生生活的描述等七項。
從前面對國策電影的界定來看,國策電影其實類型多樣。《父親在世時》為何被情報局列為受賞作品?最重要的原因,應該在於笠智眾所飾演的父親,傳達了戰時下剛毅承擔的男性形象,這也是戰時下精神戰力的一環。
國策電影真的成功洗腦了嗎?
在筆者看來,國策電影約略可分為四種類型:一是描述戰場奮戰為主題者、二是藉由傳統的創造,將時代劇重新在戰時下重新詮釋、三是以日本生活為背景,強調戰時下的精神、四是融入娛樂元素的非典型國策電影。
吳新榮日記當中,恰好都看過了這四種類型的電影。對第一與第二種類型,他興趣缺缺。第一種類型當中,吳新榮1939年12月5日在台南看了《土地與軍隊》,從記載當中可以看到,這部電影在台南連映5天,場場客滿。1939年在日本上映的《土地與軍隊》(土と兵隊),是以前線士兵在戰場的日常與心理為主題。
不過,在吳新榮看來,「並非好到感動人心的程度,只是看到戰爭的慘狀,使人萌生出反戰思想」。第二種類型當中,吳新榮所看的是《忠臣藏》與《國姓爺合戰》,前者是日本知名的時代劇,後者則是以鄭成功的故事為主題。1939年5月28日,他在台南的世界館觀看《忠臣藏》,評價為不愧是眾星雲集的豪華電影,「但它太過於忠於史實,較難引起興趣與感動」。1941年4月28日,他到台南世界館看《國姓爺合戰》,在日記裡,他寫道「電影評價不高」。
第三種類型當中,吳新榮所看的包括《爆音》(1939)與《父親在世時》,她的反應兩極。《爆音》的內容是農村的人們想盡辦法,為國家能夠加緊製作戰鬥機捐款的故事。導演將農村的樸實與人情味淋漓盡致地描寫,這或許是吳新榮大受感動的原因。1939年5月12日的日記當中,吳新榮提到赴台南宮古座看電影,恰好《爆音》演到一半,「對此國策電影我留下感動的眼淚。我終於明白了自己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完全變成日本人了」。
相較於《爆音》裡濃郁的人情,也許再加上戰爭的持續,對淡如水的《父親在世時》未有共鳴。第四種類型的代表就是李香蘭的「大陸三部曲」─《白蘭之歌》(1939)、《支那之夜》(1940)以及《熱砂的誓言》(1940)為代表。1940年2月25日吳新榮在台南看了《白蘭之歌》,當天的日記裡寫道,「雖然是一部國策電影,但以滿州作為背景的這一點來看,拍得相當成功。畫面呈現出大陸壯觀遼闊的景色,使人感動。而在大陸開墾經營的日本人的偉大,讓人佩服。縱然這部電影在意識形態上或藝術水準上,還不到令人心服口服的程度,但以描寫的內容和歷史事實、時代的動態而言,是讓人銘感於心的」。
國策電影給人的印象,是日本政府為了戰爭所進行的洗腦工具。不過,如果考據國策電影,可以發現國策電影有多種類型。就觀眾的視角來看,他們未必對國策電影全面接受,而是有自己的偏好。以吳新榮的例子來說,喜愛人情濃厚以及帶有壯闊景色的電影,更重要的是,這些影像召喚出他自己內心超乎預期的日本人認同!這也是戰時下台灣人的一種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