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法學士、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現為文化評論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二000年,帶著觀察者的好奇進入中國現場,在北京生活十二年,中國觀察作品包括《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二0一一,獲第三十六屆金鼎獎)、《中國課》(二0一二,獲選《亞洲週刊》該年度十大好書)、《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入選二0一八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選書)。
典型的諜戰片多有其現實的我者與他者對峙的政治基礎,以此想像創作。這個電影類型的邏輯是明辨敵我,而其慣行的手法是打入敵人內部或辨識出潛入我方的間諜。007系列是冷戰結構下的產物,不過,在007 之前,華語電影當中,已有諜戰片的存在,這些電影也都是從抗日乃至國共對抗的現實而來,例如台灣1951年的《惡夢初醒》、中國1956年的《國慶十點鐘》等。
目前所能找到的DVD台語諜戰片《天字第一號》(1964)與《王哥柳哥007》(1967),恰好代表兩種類型,前者是翻拍1946年的中國電影,後者則是自《第七號情報員》擷取不少元素。
《天字第一號》的流轉
對很多人來說,相較於國語電影,台語電影代表庶民的視角。尤其1960年代中期的健康寫實主義,如同宣傳電影般地呈現農村的幸福生活。與之相較,台語電影主角從純樸的南部到燈紅酒綠的台北而後墮落的悲劇,或是艱苦人的底層人生,都與1960年代台灣社會轉型,農村年輕人口向都市移動的現實相呼應。
然而,其實台語電影的內容,也有從中國歷史敘述系統而來的,例如台語電影也有《鴉片戰爭》(1963),《天字第一號》也是如此。《天字第一號》是根據1946年屠光啟執導、歐陽莎菲主演的同名電影改編。1946年版的《天字第一號》則又根據陳銓的間諜小說《野玫瑰》而來,這部小說編成舞台劇之後大受歡迎,最終則又被搬上大銀幕。《天字第一號》之後,也掀起中國的諜戰片潮流,尤其二戰剛結束,對日的諜報戰成為流行。
一部中國的《天字第一號》如何來到台灣?《天字第一號》台語版的導演外省人張英,扮演了一個中介的角色。1948年,在上海國泰電影公司擔任導演的他,從上海來台灣拍攝《阿里山風雲》,未料,上海風雲變色,於是留在台灣。1958年任職中影製作部經理,而後卻因失火遭停職,於是索性往台語電影發展。他與台語明星白虹有過婚姻,在白虹的《妖姬·特務·梅花鹿:白虹的影海人生》當中,可以看到《天字第一號》是如何出現的。按白虹所述,張英根據牛哥小說改編的《賭國仇城》票房正盛。然而,接下來如何再接再厲,兩人陷入苦思。白虹看了張英當年帶來台灣的《天字第一號》劇本之後,對於女主角犧牲愛情周旋於各方的能耐甚為喜愛,大力遊說張英將之搬上大銀幕,結果比起《賭國仇城》得到更大的迴響。附帶一提,《天字第一號》曾於1947、1948年之交於台灣上映。
模仿007電影的《王哥柳哥007》
有趣的是,一如走紅的台語電影,會再有續集的出現。續集也充分可見台語電影不斷融入新的元素的特色。白虹或許生性詼諧,回憶錄裡但見風趣之處,她提到續集沒有版本可參考,只有張英和同是外省人出身的編劇杜雲之設法架構新的情結。續集裡,《天字第一號》白虹所飾演的女主角李翠英對上川島芳子。至於第三集《金雞心》,呼應的則是007系列電影的第三集《金手指》,舉凡錄音鋼絲、書房暗櫃都加以參考。
在這裡,可以開始看到007電影對台語電影的影響。《王哥柳哥007》可說是根據007系列第一集《第七號情報員》的架構改編。《第七號情報員》從英國軍情六處駐牙買加情報員被殺開展整個故事。007前去牙買加調查真兇,神秘的克拉布島是問題的根源。這個島上由諾博士主宰,他是「惡魔黨」的成員,其宗旨是反恐怖主義,具體目標是試圖中止美國的火箭發射。島上猶如一個高科技的實驗室,而且秩序嚴密,井然有序。當然,007歷經萬難,最終摧毀了諾博士的實驗室,影響美國火箭發射的陰謀未能得逞。
1959年的《王哥柳哥遊台灣》大受歡迎之後,王哥柳哥的組合也持續上演。《王哥柳哥007》當中,王哥柳哥依舊是對歡喜冤家,他們不約而同有要事前往東南亞。途經香港之際,卻遭「魔鬼黨」成員的襲擊。「魔鬼黨」的指揮中心一如《第七號情報員》是個高科技控制的場所,只是,台語電影製作成本低,難以跟《第七號情報員》相提並論。魔鬼黨之所以針對王哥柳哥,在於他們根據情報,得知國際情局派出008與009到香港找尋007,而王哥柳哥恰與008與009長相相同。王哥柳哥一路被襲擊,幸好007出手相救,一路過關,真相大白,兩人也協助007擊破魔鬼黨。從魔鬼黨到007的命名,不難看到對007系電影的模仿。
香港:台灣電影的避風港
《天字第一號》與《王哥柳哥007》是1960年代台語諜戰片的兩種類型,前者以抗日的歷史為背景,後者則是對007系列電影的模仿而來。
前者的類型還包括1967年的《第七號女間諜》,其劇情與《天字第一號》類似。後者的類型還包括1966年的《女人島間諜戰》。《女人島間諜戰》的劇情從主角擁有礦石開始,礦石能夠製造氫彈的祕密分別為國際密探第七號情報員與骷髏黨知悉,但骷髏黨先行一步綁架主角找到礦石所在的女人島。自此展開第七號情報員與骷髏黨的廝殺。礦石與女人島,不就是從《第七號情報員》裡地質學家的礦石跟克拉布島而來?外加國際密探第七號情報員,不折不扣的模仿之作。
到這裡為止,或許讀者可能會浮現台語電影果然很有趣,把很多007電影的元素拿來用。不過,筆者想強調的是,諜戰片的核心是以現實政治為基礎創作敵我對峙的內容,但台語諜戰片當中,獨缺現實政治的描述。《第七號情報員》當中,有美國火箭升空、中情局、CIA乃至英國軍情六處等政治元素,不過,台語電影要嘛是在官方所肯認的抗日歷史為題材加以拍攝,要嘛就是模仿去除掉政治元素的007電影的諜戰手段,台語諜戰片裡沒有現實政治的想像,威權時代的電影審查所帶來的限制,是相當重要的原因。
《王哥柳哥007》裡的香港就是個問題。1966年台日合作、千葉真一主演的《海陸空大決鬥》當中,電影三分之二的場景在台灣拍攝,因是動作片,電影中的打鬥場面也不少,然而,卻也因此無法通過電影審查。最後的解決方法,是片商在字幕上加上香港,表示打鬥的場面發生在香港而非台灣,結果居然過關。
當然,這也非常荒謬,電影場景依舊是台灣,只是加上香港兩字,審查結果就大不同。重要的是,香港於是成為台灣電影的避風港。《王哥柳哥007》同樣有不少追捕打鬥場面,場景也索性設在香港。然而,眼尖的觀眾大約也能發現所謂的香港應該是在台灣拍攝,香港汽車是右駕,但《王哥柳哥007》卻是左駕。至於電影中出現的維多利亞港乃至街景,電影中角色街未出現在這些場景,很可能剪輯自別的影片。1969年辛奇執導的經典台語電影《危險的青春》,談的是年輕人對金錢與激情的追求,電影第一幕就是香港維多利亞港,同樣表示這是香港的故事,與台灣無涉。即便到了1970年代,1976年的科幻電影《戰神》(原名關公大戰外星人),原訂有西門町發生災難的場景,然而,新聞局刁難之下,電影公司只有將災難發生地改為香港才得以順利上映。
現實在那裡?
事實上,也不僅是台語諜戰片裡沒有現實敵對他者的政治,國語電影的經典諜戰片《揚子江風雲》(1969)同樣也是將歷史題材搬上大銀幕。伴隨《揚子江風雲》的熱映,也還有同樣以抗日為背景的《重慶一號》。
簡言之,《惡夢初醒》之後,台灣的諜戰片裡欠缺諜戰片的核心─現實的政治。那麼,在一個仍然強調「反共復國」的1960年代裡,現實政治在那裡?黨國體制主導的電影公司拍攝的作品當中,《還我河山》(1966)裡田單復國以寡擊眾的故事也僅是個借古喻今的歷史生聚教訓,喻也只是比喻,現實政治裡的敵對他者的形象並未出現。一路從現實中逃逸,無怪乎1963年的《梁山伯與祝英台》引燃黃梅調電影熱潮之後,黃梅調電影成為1960年代的重要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