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內外】兩位台南作家戰後的觀影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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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史不是只有電影名稱與上映年代的組合,我們希望能夠進一步知道某部電影在上映的年代引起什麼樣討論?什麼樣的人喜愛這部作品?

也因此,台灣電影史的研究有時就像歷史偵探,在各種可能的線索當中找尋蛛絲馬跡,探求可能的答案。近20年來陸續出版的日記、回憶錄是基本的資料,反覆翻閱過程當中,時而能夠觸類旁通,另開新局。

蘇聯電影在戰後台灣

舉例來說,《跨世紀電影實錄1898─2000》是2000年初期文建會與國家電影資料館紀念電影百年的浩大工程,根據歷年剪報資料,整理出1895年以來的電影大事記。1946年4月30日部份,出現「台灣光復初期,因中國與蘇聯簽有中蘇友好合約,因此1946年及1947年輸入台灣的蘇聯片總計26部,其中童話片《寶石花》和體育片《體育之光》、《挪威運動大會》等在台北市十分賣座…」的報導。這則新聞記事紀錄了基本的事實,葉石濤的回憶作品《一個老朽作家的五0年代》當中,則提供了更多的時空脈絡。

1925年出生於台南的葉石濤,終戰之初,是熱切追求知識的20歲出頭的年紀。他回憶當時脫離日治時期的戰爭體制,言論空間突然為之一新,日治時期未能普遍的台灣作家作品開始有更多人閱讀,此外,隨著政權的更迭,中國與蘇聯如同一個嶄新世界迎向台灣年輕人,不少年輕人閱讀這兩個國家的左翼思潮與文學作品。葉石濤在書中不僅提到在台灣上映的蘇聯彩色電影《寶石花》,他也閱讀高爾基的《母親》、奧斯托洛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作品。

相逢《紅菱豔》的兩位作家

然而,接下來葉石濤筆下的觀影經驗卻是悲劇。

在短篇小說集《紅鞋子》當中,小說主角簡阿淘走到大井頭附近的皇后戲院,被電影院的巨幅廣告所吸引,那部電影是英國電影《紅鞋子》,劇情是英國一位芭蕾舞紅星,在愛與藝的相剋當中,最終穿著紅鞋子自殺。然而,電影結束之後,簡阿淘卻被情治人員以叛國罪逮捕。《紅鞋子》所說的這一段情節,正是他的真實被捕經歷,時間是1951年9月,小說裡的皇后戲院是全成第一戲院(也就是後來的全美戲院),片名《紅鞋子》則是1948年的《紅菱豔》,小說中的《紅鞋子》應是根據英文片名《TheRedShoes》或是日文片名《赤い靴》而來。這部名作是根據安徒生的作品改編,上映之後大獲好評,曾獲1949年奧斯卡的最佳配樂與藝術指導獎,修復版更在2009年坎城影展上映,足見經典地位。

對《紅菱豔》留下觀看紀錄的,不只葉石濤,還包括同是台南作家的吳新榮。1907年出生的吳新榮,1920年代赴日本習醫,1930年代初期開始回到佳里經營醫院。吳新榮除了在地方舉辦演講與座談會等活動之外,也在《台灣新文學》、《台灣文學》與《民俗台灣》等刊物發表文章。不僅如此,吳新榮有寫日記的習慣,他從1933年到1967年跨度達34年的日記,對研究者來說是相當貴重的史料,尤其是日記是書寫者的自我生活記事,舉凡飲食、娛樂、應酬等看似些微之事,其內容對今日的研究者來說,卻是活生生的歷史場景。吳新榮喜愛看電影,時而與朋友或家人從佳里到台南看電影,日記當中也會記下片名,喜愛的電影會特別寫下心得。

1951年9月26日的日記當中,吳新榮提到和友人用完晚餐後到全成大戲院(與全成第一戲院為同一經營者)看《紅菱豔》的記事:「這是近來的大收穫,我們從未看過這樣美麗奪目的影片,也許是美國文化的最高表現」。記事內容裡雖把英國電影《紅菱豔》寫成美國電影,不過,這部電影在英國賣座不佳,在美國上映後才大獲成功,可能因此有美國電影的印象。

重要的是,可以看到他對這部作品的高度評價。葉石濤與吳新榮都在1951年9月的台南看《紅菱豔》,在日記或日後的作品裡都提到這部電影,可以說,這部高水準的藝術電影,深獲兩位不同世代的作家喜愛。兩位作家同樣極愛藝術,但電影院裡的藝術與外面的現實卻成強烈對比,吳新榮在二二八事件被關押200多天,葉石濤看完《紅菱豔》後被逮捕,這也是戰後台灣知識份子的一段悲哀縮影。

戰前戰後吳新榮觀影的變化

吳新榮留下時間跨度達34年的日記當中,他看電影的品味戰前戰後是否有所變化?

戰前,吳新榮的電影觀看有幾個特色:首先,喜愛看電影的他從日本電影、中國電影到歐洲、美國電影多所觀看,而且也有自己的總體評價,例如1940年6月3日看完法國電影之後他評價,「法國電影在藝術上與德國影片相比,是較具思想性的;而和美國影片的資本性相比,法片較具政治性,這一點是令我滿意的」。

此外,在歐美電影當中,他對法國電影似乎更喜愛一些,例如1937年10月21日記下:「去宮古座看佛蘭西影片兩篇,曰《榮光之道》(栄光の道)與《我們的夥伴》(我等の仲間),不止感激。佛蘭西永久也是好自由之國,文明之地」。第三,在步入戰爭的年代裡,吳新榮對日本也有複雜的情感。1939年5月12日的日記提到,「…進入宮古座電影院時,正好《爆音》這部電影演到一半的地方,對此國策電影我流下感動的眼淚,我終於明白了自己不知不覺之中,已完全變成日本人了。」

到了戰後,世界的電影環境在廢墟中重新再起,吳新榮的電影觀看,有幾個特色。一是戰前喜愛歐美電影的品味,依舊沒有改變,不過,在比例上或許因為戰後好萊塢再次興起,曾有一度經典輩出的黃金年代,戰後吳新榮所看的好萊塢電影較戰前多,一些知名演員或經典作品,吳新榮看過的不在少數,例如1959年8月9日賈利古柏主演的《吊人樹》、1963年8月18日的《梅岡城故事》、1966年8月6日的《真善美》。在歐洲電影方面,1963年11月11日看過義大利名導演維斯康堤的《洛可兄弟》、1964年8月8日看過奧地利電影《我愛西施》、1964年7月8日則是英國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等。

日本情結

至於日本電影,戰後日本電影歷經重大轉變,一方面,1950年代日本電影在國際影展當中大放異彩,黑澤明、溝口健二、衣笠貞之助等導演的作品在義大利威尼斯影展、法國坎城影展分別獲得大獎。另一方面,1960年代日本電影產業邁向黃金年代,美空雲雀、小林旭、石原裕次郎這些年輕一代的歌手兼演員冒出,這些明星的作品在1960年代不但多所放映,而且形成一股流行風潮,台灣有的明星模仿他們的造型,有的歌手演唱改編自他們歌曲的流行歌。

戰後的吳新榮還看日本電影嗎?如果有,看那些日本電影?

吳新榮依舊看日本電影,他喜愛的歐美電影多是經典之作,日本電影也是如此。他看過的日本經典電影包括1955年10月28日的《請問芳名》、1955年12月27日的《地獄門》、1957年12月1日的《明治天皇與日俄戰爭》、1958年9月18日的《無法松的一生》、1960年2月2日的《人間的條件》等。從日記裡所記載的片目當中,可以看到1950年代已進入40多歲年齡的吳新榮,對新興的青春偶像並不感興趣,未曾出現相關的明星與電影片名。

其中,部份電影讓吳新榮勾起日治時期的記憶,例如看《明治天皇與日俄戰爭》之後,在日記裡記下「日片《明治天皇與日俄戰爭》,這樣意外的好片,叫座很大,打破過去的紀錄。我們生在此日人飛躍於世界的台灣,一切的生活及教育都受其影響支配,所以看此歷史片也不能沒有感想」。看《人間的條件》之後,除了盛讚此片之外,也寫道:「自古至今,日本人都有兩種,戰前、戰中、戰後都不能例外。一種是平和的、人道的,一種是戰鬥的、獸道的。自然他們的教育理想也有兩種,我們雖然受過兩種的教育,但我們現在所殘留的不過是前者─平和的和人道的」。

吳新榮一生在大時代的翻弄中度過,他受教育的過程是在平和的1920年代,30歲開始正值戰爭開始的年代。戰後政權更迭之後,吳新榮在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當中兩度入獄。看到觸及日本戰前戰後的電影,自然感觸良多。

戰後國台語電影的衝擊

除了歐美電影與日本電影之外,吳新榮也有觀看國語與台語電影的紀錄。在國語電影方面,1963年《梁山伯與祝英台》開啟的黃梅調風潮當中,吳新榮看了兩次《梁山伯與祝英台》,1963年5月22日他記下,「到延平戲院看《山伯英台》片,這是近年來國片的最高峰」。此外,1964年12月28日又陪友人看了一次。從時間來看,兩度觀看時間相差一年半,《梁山伯與祝英台》仍有戲院放映,則見熱度。可能因此喜愛凌波的演出,1966年3月29日又看了凌波的《魂斷奈何天》,並給予好評。最後一次看國語電影,是1966年3月30日,「延平戲院看《我女若蘭》。此次的國片還不給我失望,影片的基本條件:要有藝術性、娛樂性,時代性」。

關於台語電影,則有兩則記事,一是1963年3月10日,「晚上和…專往佳里戲院看《三孤兒流浪記》」。這裡所說的《三孤兒流浪記》可能是1963年的台語電影《流浪三兄妹》。另外,1964年12月28日還特別記下,「有時順路到戲院看些台語片,有時也感心台灣片的進步,使我們流淚」。不知道吳新榮看到的是那幾部台語電影?這也讓人想起大吳新榮三歲的張深切,1950年代中期,張深切有感於台語電影雖然興盛一時,但卻粗製濫造,決心拍片改正,1957年的《邱罔舍》,雖獲1957年第一屆台語片影展(也是唯一一屆)故事類特別獎,但後來卻無以為繼,成為一片導演。

吳新榮是觀眾,張深切是導演,兩人關注與介入不同,但都是日語世代少數留下對台語電影評價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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