輔大法學士、台灣大學法學碩士、 北京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天津南開大學傳播系副教授、台灣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兼任助理教授,現為文化評論者、政治大學傳播學院兼任助理教授。
二000年,帶著觀察者的好奇進入中國現場,在北京生活十二年,中國觀察作品包括《拆哪,我在這樣的中國》(二0一一,獲第三十六屆金鼎獎)、《中國課》(二0一二,獲選《亞洲週刊》該年度十大好書)、《拆哪,中國的大片時代》(入選二0一八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展台灣館選書)。
在早期電影的歷史書寫當中,電影的發展與城市的繁榮密不可分,各國早期電影的發展多在政治中心或是貿易繁盛的城市便可說明一切。也因此,電影乃至電影院的發展也被視為城市消費文化的一環。
這樣的歷史書寫架構,確實也是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主要的研究路徑之一,例如1920年代台北電影文化逐漸成型,1930年代進入有聲電影的摩登年代等。不過,在此之外,還有沒有其他的思考面向?
另類思考的起點
近日,筆者閱讀1994年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組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一書,在書中可以看到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部份縣市的年輕人把電影院當作匯聚意見、討論行動的場所,書中提及電影院之處,簡述如下:
1. 74頁。3月1日淡水人在淡水戲院開會,內有海南島返台軍人,聲援台北之行動;
2. 76頁。2月28日晚上8時,800餘名海外復員青年,聚集於桃園縣戲院,議論台北的慘案,並決定組織學生隊,進行抗爭;
3. 84頁。3月2日上午,台中民眾聚集台中戲院,如期舉行市民大會。10時左右,參加群眾決定遊行示威;
4. 98頁。3月2日晚上,員林民眾於青年戲院召開市民大會,有省參議員公開呼籲支持青年,民眾附和者甚多;
5. 138頁。3月6日下午,青年和學生數百名假基隆市大世界戲院行學生大會。
6. 141頁。3月4日下午,宜蘭市民代表會及民間有志之士至宜蘭劇場召開青年大會,對二二八事件犧牲者表示哀悼,並提出要求肅清貪官污吏等四項要求。
電影院多位於地方交通便利的區位,這是為什麼二二八事件當中,人們面對緊急事件,選擇電影院作為匯聚意見的場所的最淺顯原因。不過,如果往前追溯,電影院在戰前其實便具有公共空間的性格,是輿情匯聚與意見討論的場所。
台灣文化熱潮下的啟蒙空間
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成立之後,台灣各地很快地進入文化啟蒙的熱潮,如果翻開《台灣民報》,我們會發現1920年代中期台灣文化協會所推動的文化熱潮勢不可擋,各地不約而同出現的演講會、讀報社等。
這些場所,其實也正是台灣現代文化構築的空間。其中有的是常態的空間,例如位在台北的港町文化講座就是代表,這個空間是蔣渭水擔任文化協會專務理事時向茶商租借而來,既是備有報紙與雜誌的讀報社,也是演講的場地。
1923年創刊的《台灣民報》,成立之初經常報導港町文化協會的活動,例如1923年12月11日報導該場所舉行通俗衛生講習會,參加聽眾達100多名。值得注意的是宮廟,宮廟予人的印象是傳統的祭拜場所,不過,因為是人潮匯聚的場所外加廟前廣場,因而也成為絕佳的演講場地。
例如1927年的新竹事件,舉行場所就是在新竹西門的媽祖廟。這個事件起因在於文化協會成員申請的演講會遭警察中止,主持人率眾包圍郡役所,最終多達80人獲判有罪。
有趣的是,演講會的舉辦有時也在文協成員的自宅,例如1925年6月7日與8日於新竹舉行的文化演講會,就因公會堂拒絕租借,於是在文協成員自宅舉行,連兩夜舉行演講會,最後一日夜晚因有林獻堂壓軸,結束後的送行者多達千名,並放煙火致意。
此外,公會堂有時也准許租借成為演講場所,例如1926年7月18日文協新竹支部主辦男女平等議題的演講,由兩位女性主講,其主講地點便是在新竹公會堂,聽眾按《台灣民報》所述,多達2000多人。
至於電影館,文化協會的電影巡映隊運用電影外加辯士講解作為啟蒙之用,宮廟與電影館都是放映的空間。放映電影之外,電影院也是新劇運動的表演舞台,例如台北星光劇團在永樂座、新竹新光社在新竹座、彰化鼎新社在彰化座的演出等。
其中,1928年1月星光劇團在永樂座連續演出10天,堪稱新劇的高峰。到這裡為止,可以看到電影院跟港町文化講座、宮廟乃至公會堂等場所共成台灣文化運動的空間。
蔣渭水公祭場所永樂座
在接下來的發展當中,電影院也成為社會運動的開會場所。1920年代殖民地台灣隨著總督府開展的工業化與資本化,社會結構丕變,階級運動浮上檯面,這也成為1920年代末期文化協會左右路線爭辯乃至分裂的最重要背景。1927年連溫卿與王敏川等左派成為文協新的領導人(這一次的會議在台中公會堂召開),面對這一局面,思想已左傾但與連溫卿意見仍有分歧的蔣渭水,1927年另組台灣民眾黨成立。
而後,文化協會內部再有鬥爭,解散論浮上檯面。不過,就空間的演變來說,1931年1月5日文化協會的第四次大會,這次大會在彰化座舉行,可以看到電影館除了普通的電影放映、文化協會的電影巡映乃至新劇演出之外,再多了一個集會的功能。
文化協會的分裂是台灣政治運動的一大轉折,1931年8月5日蔣渭水的去世也是一大震撼。蔣渭水去世之後,親友與同志決意舉辦大眾葬,大眾葬的過程,由台北的真開寫真館的日本店主真開利三郎拍攝影片。在這個20多分鐘的紀錄片當中,可以看到整個蔣渭水喪禮的過程,尤其是大眾葬當日5千多名群眾行經蔣渭水經營的大安醫院以及為啟蒙大眾而設立的文化書局,步行到公祭地點永樂座一段,這段影片意義重大,恰與《南進台灣》當中的大稻埕成對照。
《南進台灣》推估是1939年至1940年之間,台灣總督府為宣傳台灣治績與南進政策所拍攝的紀錄片。影片內容對台灣的地方與物產進行全盤式的介紹,其中,台灣人文薈萃與社會運動的大本營大稻埕,則是以異國風情的視角介紹,諸如寺廟、裹小腳的婦人、路邊攤等。蔣渭水大眾葬紀錄片裡的大安醫院與文化書局乃至送葬的人群,正好讓我們看到另外一個大稻埕—象徵1930年代大稻埕追尋現代文化的場所。
永樂座同樣也是珍貴的片斷,包括永樂座在內的日治時期台灣電影院大多已灰飛煙滅,在紀錄片裡,可以看到永樂座外觀仿歐式的建築風格,紀錄片鏡頭環視參加公祭群眾的鏡頭,正好也可以看到已消逝的永樂座內部的空間構造。公祭當日,永樂座門口鏡頭特寫一位與會者與「文山青年勞動青年會」所繪製的蔣渭水遺像花籃,象徵性地說明蔣渭水在政治運動路線光譜中所具有的位置。
反思另類空間
除了前述文化協會在彰化座舉行大會之外,1930年發起的自治聯盟,更大幅度地運用電影院作為集會宣傳的空間,按吳三連、蔡培火、葉榮鐘等合著的《台灣民族運動史》所述,1930年到1931年密集的各地演講當中,使用的電影院包括台中的樂舞台與台中座、台北的永樂座、南投的悅舞台與能高座、屏東的屏東座等。而其能夠容納的觀眾人數也極為可觀,樂舞台有1500人、佳里座舉行兩次也都有1200人、能高座同樣也有1200人。
可以看到,日治時期的電影院以具有公共空間的性格。可以延續思考的是,談到空間,我們多與城市相連結,這意味著嶄新的時代。然而,反轉另一個角度來看,從電影院、港町文化講座、宮廟到公會堂,這一條政治實踐下的空間也值得重視,他們代表的是日治時期台灣人追尋現代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