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是教育工作者,曾經幹過記者、教過書、作過研究,喜歡田野調查。
每年六四,香港維多利亞公園,總會聚攏一大群手拿燭光悼念「六四天安門事件」的港人,此儀式活動可能是許多年輕港人的政治受洗禮一般,有其政治意義。然而,今年即將登場的「六四燭光悼念晚會」以「愛國愛民,香港精神」為主軸,卻碰到香港本土運動人士的抨擊抵制,並提出:「支聯會諸君,別了,我們在這裡分手!」,呼籲港人不要參加此次支聯會的六四悼念活動。
「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香港支聯會」,成立於1989年香港百萬市民上街支援六四天安門的遊行,後來支聯會的幹部跟香港民主黨的政客幾乎重疊。因此,支聯會幾乎等同於香港民主派人士。
只能愛「中國」嗎?
24年前的天安門事件,對香港民主運動產生推波助瀾之效,同時卻也緊箍了民主化運動的方向和進程。回首歷史,中共建國後一連串的政治運動,使得地主與小資產者紛紛遁至香港;因此,儼然專制統治的中共,讓英殖在港政權得以不用高壓統治即獲得服貼的順民。甚至,有自由沒民主,更讓港人深陷此種「仁慈的獨裁」的統治術下,而益顯得政治被動和冷感。
迨至,中英談判時,港人以腳投票,表現出對前途的政治思考,此後移民潮久久不退。政治民主化的籲求伴隨著「九七大限」開始發聲,1980年代初,政治參與更因區議會的設置而打開。然而,在仁慈獨裁下相對順服的港人,在回歸倒數前,卻高舉民主化大纛,於是,「親英反中」的標籤也就如影隨形。
但以民族大義為號召的九七回歸,是崇隆的政治正確神祇,不容有丁點置疑。六四天安門屠城後,捲惹起百萬港人的上街聲援;於是,民主派遂開始以跟中共爭愛國與爭正統,一方面,此舉乃企圖抹掉身上親英的不潔標籤,另一方面,動員屠城的恐懼感,投射為未來自身處境的想像,迅速拉高民主化的分貝。至此,英國或中國,是僅存的唯二選擇,此外別無選擇,斷絕了香港腳走香港路之可能。
儘管,香港本土城邦自治運動的理論導師陳雲早在1989年曾經在《年青人周報》寫下:「無論如何,香港人是殖民地上的人,每個人都應在中國公民、英國公民、難民以至「香港自治聯邦」(不是自治區)之間選擇自己的政治身分。九七迫在眉睫,不容你再胡胡混混地過日子了。」但,香港民主運動依舊掉入了「圍繞中國」打轉的天朝框架之中, 直至2011年香港本土城邦自治運動正式浮出檯面後,香港人走香港城邦路的可能才再度被提出實踐。
2000年之後,香港人口增長大多來自於中國新移民,因此許多香港人擔憂這是中共的人口清洗戰術呢。
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教授陳雲著作《香港城邦論》與《香港遺民論》是香港本土城邦自治運動的理論指導(新一攝)。
中國,我們分手吧!
50年的「一國兩制」的保質期,在中港經濟的翻轉、中國人如蝗蟲般地湧入香港掃貨、雙普選(特首與立法會)進程不斷延宕、中港空間界線的消融之下,港人方才驚覺,中港若無適當區隔,不消五十年,香港便淪為中國南方的一個尋常城市。是故,立基於香港本土意識的城邦自治,方能以香港利益為優先,開出屬於香港自身的民主太平的道路。
香港本土運動人士的立論用意,其實對台灣人民是相當熟悉不過;畢竟,台灣為了擺脫中國國民黨強加給台灣人民的「中國夢」,讓台灣至今難以擺脫中國幽靈之纏繞呢?!
唯有以香港利益優先,香港的政策便會以港人福祉最大化為著眼,而毋須承擔中國的各種苦難。一旦本土化之後,如中國水貨客掃光香港奶粉導致港嬰無奶可喝的窘境、中國雙非媽媽跨境生產取得香港身份、抑或各項中港利益衝突,自當以港人利益為優先,而非如現下的特首梁振英的密令:「香港施政必須考慮北京觀感」,以及「想辦法滿足內地人的需要」…等等令人吐血之顧慮。
因此,香港本土運動的背後,透露出港人反思並拒絕想當然爾之「中國天朝大一統」的咒語。港人能作的,便是把自家給打點照顧好,頗有「自己家園,自己護」之味道。同時,這也意味著中國民主並非港人的使命,中國民主只有中國人自己可以爭取,與其期待一個沒有兌現時間表的民主中國以保障香港民主,不如藉由「一國兩制」,提升香港本土族群意識,以捍衛自身民主更為實際呢。誠如,香港本土運動的理論導師陳雲所言:「凡是民主,必然本土」。
雖然,表面上是「支聯會諸君,別了,我們在這裡分手!」,但我們知道,香港本土派內心激昂卻沒有說出口的表白是:「中國,我們在這裡分手吧!」那,困鎖在「中國因素」下的台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