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他們離去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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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是過去與現在的橋樑,使讀者在情感貼近、同理受難者,並在史料上提供歷史的紀錄,開頭從自囚的〈牆裡的青年〉開始,結尾是〈再婚的生存牌坊〉,此書記錄二二八後倖存者的重生之路。

至今許多人仍對二二八不瞭解,有些人以為二二八是外省人被殺得染紅淡水河,更多的人當二二八只是一個假日,許多人尚未理解二二八,便急著遺忘過去要求「和解」,二二八只有受害者紀錄,卻沒有加害者的名字的事件。在沒有查清真相弄清原貌前,二二八不可能有和解的可能。

故事都是從他們被帶走開始。

家人忽然被警察帶走了,那是怎樣的感覺?

2015年反課綱運動,弟弟連上台北數次前往教育部抗議。家裡放著抗議的黑色大板子。 723佔領教育部行動新聞發佈。那天晚上,他沒有回來,家裡沒有人能聯絡到弟弟。半夜時,母親接到通知,弟弟被逮捕了。我反覆查著相關的新聞報導,想著如果他今晚沒有出門,是不是就不會被逮捕了?想著弟弟瘦長的身型,眼角邊有顆褐色的痣,彷彿他真的站在自己眼前。不知弟弟在何處,他是否有受傷。

弟弟回來後,說他被拘留在一個很冷的地方,他永遠也忘不了那有多冷,一邊說一邊打冷顫。 半夜他被送到警察局的單位,等到早上時律師和筆錄都確認好,再被送到新店少年法院,他說與兩、三個同案的人一起待在一間房,房裡兩邊有可以坐的地方,牆上畫著一隻色彩鮮豔的大眼鳥,一道牆隔住的馬桶。房裡的光亮得過份刺眼,他幾乎不能睡也未洗澡,拖著一身疲累等待家人來接,他困在色彩斑斕的房裡,明明如此明亮卻不能安心。母親怕被家裡其他家人知道引起騷動所以照常去上班,中午提早下班從宜蘭趕過去接他,假裝一切無事。其它被拘留的學生家長,則一早就急忙跑來,我弟成為最後一個離開那個房間的人,他出來時是一天日頭最亮的下午兩點。 如果弟弟那天沒有回來呢?

全台灣第一個留美博士兼民報社長林茂生,被警察帶走後,就再也沒回來,連屍體也覓不著。他的兒子林宗義,後悔地想要是當時把父親藏好,要是聽從朋友請父親避風頭的建議,強硬把父親帶到別的地方,父親現在是不是平安無事?

陳澄波擔任嘉義市參議員,作為和平代表之一前往嘉義水上機場,莫名被中國軍隊擄走槍斃。陳澄波妻子拍下他的遺體的照片,留下他穿的衣服,在台北二二八紀念館展看到他留有彈孔的衣服,許多年過去,二二八屠殺的證據依舊不滅。

 

台北二二八紀念館重新仿造自囚青年施儒珍之牆 ,他自囚的柴房夾層矮小得不能起身,在那樣的窄小空間中,沒有床鋪、沒有書桌,更別提窗戶,望眼所見都是四面環繞的紅磚。施的孩子幾年之後,才知道父親並沒有消失,一直與他們生活在一起。他自囚17年直到他病死為止。

生者的嘆息反覆在此書中響起,他們為了什麼理念而被國家機器盯上?

「……在牢裡的鄭南榕開始回想起參與政治的初衷。

1980年當鄭竹梅出生不久,他向葉菊蘭說:「我無希望乎竹梅只代閣愛繼續受苦。以早,田秋堇時常對田媽媽甲田醫師講:『朗是恁頂一代拍拚無到,乎阮只代愛閣受即多苦,做甲即忝!』咱只代着愛更加拍拚咧,一定愛全力做政治突破,來共國民黨政權拍乎倒。」

台獨之父(第一位在公開演講發表台灣獨立之人)與言論之父的鄭南榕自焚身亡時,由於臺灣剛解除戒嚴不久,他的自焚成為後來許多改革開放的動力。他過世後,妻子葉菊蘭開始從政,3年後李登輝總統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持續推動修法以促進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學術自由。

戒嚴時人被帶走後便不知去向被軍警謀殺,或是經歷不公開的審判,強迫接受數十年不正義的刑期。現在人被警察帶走後,至少可以平安歸來。台灣的民主走向實質的進步,但仍有惡劣之處需改進,我弟弟還是在723佔領教育部行動中警察帶走,柯文哲於事後兩天承認723是非法逮捕。

陳芳明在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時,序的標題便是「爲了不讓歷史重演」。這些故事背後,都是一段段的真實人生。他們為了台灣的未來,為了思想的自由與民主而犧牲,這就是不斷追溯過去的意義。二二八與白色恐怖之後,台灣的民主自由依舊能開花結果,台灣擁有強大的堅韌性,台灣的重生之路宛若《1947之後:二二八(非)日常備忘錄》的潔白書頁,展翅飛向更進步的未來。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