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遺忘的歷史】世紀大掠奪:中國國民黨的劫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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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時,打敗日本的是美國,不是中國,當然更不是中國國民黨;原來美國有個佔領接收台灣的計畫,最後卻讓給中國國民黨政權,內情很複雜、微妙,不是本文要談的,中國國民黨政權來台灣的強取豪奪才是重點。

1945年10月,中國國民黨政權接收人員靠美國保護載運來到台灣,那時距離終戰已過兩個月。一個險些被日本消滅的政權,來台接收的狼狽相十分難堪,完全依賴美國機艦運載,先行前來的前進指揮所如此,後來登陸的70軍、62軍更是如此,由美國第七艦隊派了數十艘運兵船艦接送;唯二例外的是憲兵第四團及海軍接收人員,卻是搭破帆船前來,海軍的20多艘帆船還在海上漂流失聯很多天。

戰後的中國滿目瘡痍、民不聊生,再加上中國國民黨政權正與中共進行政權爭奪仗,因此,他們一到台灣所進行的劫收只能以窮凶惡極形容,將日本留存的軍需品、民生用品搜刮一空。

首先,《台灣省佔領計畫》(如圖)規定登陸部隊「各部須穿著新服裝,以整軍容」,然而,中國軍根本沒有新服裝可穿,他們只能穿草鞋、扛鍋盆、戴草帽襤褸登陸,一上岸立即看上日軍儲備滿滿的軍需倉庫,全軍都換上全新裝備,包括他們從未見過的軍用皮鞋、鋁製水壺、鋼盔、軍毯、蚊帳等等。

當然少不了更要搬走先進、又新又好用的槍械,以及軍用車輛、望遠鏡與通信設備、醫療設備等等。一位62軍的將領就曾說:「所有台灣的裝備,任由我們要什麼就給什麼,....是62軍在廣東建軍以來,未曾有過的完整裝備。」

接著,根據蔣介石的指令:「在台接收之日軍軍品除必須囤留外,其餘一律內運」,於是,數量龐大的軍用車、戰車、火炮、步機槍、彈藥、輕柴油....等等,被一大批一大批地運往中國。其中,光是軍用車就多到讓極權政權編成輜汽21團,增加在中國的運兵戰力。

此外,還有火炮五百多門、總重超過六千公噸,各型戰車逾百輛;各式步槍約十萬枝、機槍一萬多挺,步槍彈超過四千萬發,各式砲彈八十多萬發。而飛機、船艦數量也很驚人,所有未受損的戰鬥機、轟炸機數十架在第一時間就被弄到中國,至於日軍的陸航機554架、海航機356架、民航機25架,更是一架也沒遺漏。以上並未計入槍砲、飛機、車輛遭拆卸變賣的。(部分資料參考自楊護源著《國民政府對台灣的軍事接收》)

喬治柯爾在《被出賣的台灣》一書中指出:「中國人初到臺灣的最初幾個月中,就開始陸續將這批龐大的囤積品源源不絕的運離臺灣。....這些物品在運往前線的途中曾經大量『繞道而行』。

這種劫收當然不會放過民生用品,《台灣省收復計畫大綱》第十九條明定「收繳資材:軍用資材除部隊奉准留用外,悉運國內,民用資材則由中央統籌處理。」所謂「中央統籌處理」,就是窮慌了的中國急需這些資材挹注。

根據統計,中國國民黨政權在全台接收的日資企業共有494個單位,內含國省合營42單位,省營323單位,縣市營92單位,結果,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也在「黨政接收委員會」裡硬插一腳,跟著來台灣進行無理無格的劫收,就地分贓佔領了19個單位,其中包括行政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撥給的20家日資電影、戲院(合算一個單位),蠻橫無恥到了極點。

民生物資的劫收影響台灣人民生計至大至遠,尤其是米、糖、煤、鹽的劫收與強徵,所造成的浩劫是筆墨難以形容於萬一的。戰前,日軍囤積的糧食物資可供20萬人軍隊支應兩年之久(喬治柯爾言); 62軍軍長黃濤曾回憶說,嘉義、鳳山的倉庫最多最大,有時一連數十間的大小倉庫,密密麻麻的連在一起,足見日軍在臺物資庫存數量龐大。

米糧的部分,根據當時的台灣省糧食局局長吳長濤1946年施政報告,在第一波的劫收中,總共接收了8萬多袋米(每袋至少60公斤,下同)、20多萬袋蕃薯、30多萬袋稻穀。這些當然是極度保守的數據,是否另有隱匿或私吞不得而知,可是,很明顯的,接收初期搶運往中國的數量一定數倍於此,在混亂中根本無從統計、紀錄。

因中國國民黨極權政權的強取豪奪,號稱米鄉的台灣瞬間爆發嚴重米荒。1945年稻米收成數量,第一期33萬多公噸,第二期29萬多公噸,合計才62萬多公噸,結果,在吳長濤的口中,接收數量就超過40萬公噸,其情其景可以想見。

中國國民黨政權完全不顧台灣人民生死,為了能撈到更多米糧,竟然實施強力管制的「計口授糧」,並組織「勸徵隊」分赴全台各地,勸導農民繳納徵糧,但因徵糧價格遠低於物價甚多,等於要農民勒緊褲帶、賠本納糧,效果當然不佳;於是,極權政權祭出殺手鐧:一、封存倉庫,自1946年2月7日施行封存米穀處理辦法;二、發布「農糧秘24號」公告,嚴禁以米穀釀酒及麵粉;三、1946年2月12日公告糧商登記規則,對糧商進行嚴密控管;四、雷厲風行取締囤積等等措施。

那是台灣人遭遇最痛入心澈、真正民不聊生的黑暗日子,由於嚴重缺米,米價一日三市,1945年12月的米價5.68元(每斤,下同),1946年1月漲為6.5元,2月13.69元,3月飆升到17.59元,買不起米的就吃蕃薯乾,那個時期的台灣人沒吃過蕃薯乾的極少,但因蕃薯也被劫收,連蕃薯乾價格也飛漲時,不少窮苦人家不是餓死就是自殺,當年的報紙時有這類新聞(如圖)。

糖也是極權政權劫收的大宗(有關劫收糖的部分情況可以參考拙作〈台灣史上少見的經濟迫害〉一文,不再贅述),除了文件中有記載的第一批15萬公噸運往上海之外,1947年9月台糖公司「接收敵糖之經過報告」中指出,1946年5月資源委員會要求迅速運送「敵糖」到上海,到同年六月底就全部改裝運完。

報告中指出,1945年8月帳面數量是34萬七千多公噸,到了1946年3月底只剩17萬三千多公噸,差額17萬四千多公噸,去向沒有交代;最後又從僅剩的撥出一半運往中國上繳。其中不包括接收貪官以庫存過久、濕漏耗損名目報銷,去向不明的數萬公噸,台糖有不少副產品,帳面上沒有顯示,是否也遭劫收,必須另查。

台糖在中國上海設有辦事處,極權政權臨時需糖也會很方便地從那裏搬,1948年台灣產糖總數約24萬公噸,運往該辦事處就達13萬公噸,台灣只留3萬多公噸;一些外銷的地區戰後都實施「食糖統制」,報告說外銷數量達7萬多公噸,卻沒說明銷去哪裡,即使真的外銷,則價款六至七成也必須上繳在中國的「中央」。

當時的總經理沈鎮南一直努力要復原台糖的生產,可是,極權政權中央及諸多貪官汙吏卻只想對台糖這塊肥肉進行搜刮,他曾向資源委員會抱怨:「中央接收敵糖,民間深表憤慨。台灣物價髙漲,幣值低落,均歸咎于糖款不能回台所致」,對於在中國銷售的台灣糖,他也主張「糖款撥歸公司,交存台灣銀行」,這些建議都未被採納。他在二二八事變爆發後曾說,「雖由私煙而起,亦因人心積怨甚深,一觸即發」,因而得罪了不少貪汙高官。他後來被扣上大紅帽遭致槍決,與此不無關係。

戰後中國全國發生煤荒,中國國民黨政權就將接收的台灣煤一批批運往中國,有紀錄的至少有:新瑞安輪運走五百噸,美國自由輪SUMATA號八千噸,LUCIENLABANLDT號九千噸,另外有三萬噸待運。這些都未付款,也未約定煤價,只從上海運來少量的布匹、麵粉,事後誆言準備作為抵價,結果,因為中國陷入內戰物資極度短缺而沒有下文。

台灣煤價被迫飆漲,民間缺煤可用,各公私工廠更因找不到煤可以開爐而恐慌,全台需煤開爐的工廠每月至少需要四萬五千公噸,但全台煤礦正常月產只有一萬多公噸,戰前均需仰賴進口,戰後一時無法進口又遇劫收,眾多工廠被迫停火。

當年台灣共有13家煤礦會社,幾乎全是日資;另有純台股或台日合股的有37家,戰後卻多數呈停頓狀態,大量的煤被運往中國而造成台灣供應不足,極權政權猶要求台灣大量增產以滿足中國需求,因而引起當時的「台灣煤礦工業同業公會」強烈抗議,不滿「一方面中國缺煤,卻要台灣增產,另一方面又對台灣煤業進行統制,並限制煤價」,竟無理要求增產一百萬噸,經過數次協商後,極權政權「讓步」要求將台灣生產的半數提供給中國,公會只好建議京滬煤業公會拿錢來投資。

鹽也是中國急迫需要的,台灣鹼業的「敵鹽」全遭搜刮,民間鹽商無鹽可賣,叫苦連天。當時,日軍五十師團受命在靠山邊的原住民地區設置物資集積地,該師團參謀山田常曾回憶,光是由士兵以人力背負方式背上山的食鹽就有二十公噸,後來又被極權政權接收人員要求搬運下山。結果,這批食鹽也沒有被掠奪者錯過。

另外,日軍所存的紡織原料全數遭極權政權接收,台灣紡織業全面陷入原料短缺困境。台灣有五家油脂業會社,98%是日資,當然不能免於被接收命運,造成油脂、油漆、特殊黃油等均出現嚴重短缺。其他比較沒受到注意的,如鋁材、鋼材、化學製品、機械工業製品、電機業產品....等等,也都是中國國民黨政權的獵物。

在中國國民黨政權掠奪劫收過程中,到處都頻繁發生接收人員的貪瀆情形,多到數不勝數,大官小官一起「能撈則撈」,參與接收的海軍少將韓仲英曾寫過一篇〈接收日軍在台物資見聞〉,文中提到:「勝利後人心開了閘,使詐使巧,....放任到不知底止,尤其是各地『劫收』的情形,有『四化』(良的化為劣的,多的化為少的,有的化為無的,公的化為私的),有『五子』(鈔子、金子、房子、車子、女子),都是駭人聽聞的事情。」

翻開當年的報紙,對於中國國民黨政權貪官劫收、爽撈的新聞,駭人聽聞,不勝枚舉,可以寫成厚厚一本書,僅舉坊間暢銷書中有憑有據的兩則記事作為本文結尾:

——蔡丁貴譯《狗去豬來:二二八前夕美國情報檔案》:

(1946年2月9日)高雄海軍軍港並不受海關檢驗。十一月初,在福爾摩沙的中國海軍司令....親自監督裝載糖、米、油及四輛高級轎車上到一艘稱為「國治號」的船隻,走私到福建省。

 

——戴國輝、葉芸芸合編的《愛憎二‧二八》:

接收海軍的某要員侵吞了一艘海軍運輸艦,把他改名為「台南號」,與福州巨商王梅惠合作經營,常川行駛台福(福州)、台廈(廈門)、台滬間貨運載客,生意興隆。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