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翻譯家,著有小說《菩薩有難》、《來信》、《日影之舞:日本現代文學散論》;詩集《抒情的彼方》、《憂傷似海》、《變奏的開端》等,譯作豐富多姿,三島由紀夫《我青春漫遊的時代》、《太陽與鐵》、松本清張《砂之器》、《半生記》、《戰爭時期日本精神史》、《親美與反美》、《編輯這種病》等等。
從任何視點來看,作家文藝評論家小林秀雄(1902-1983)是個奇才,他的一生波瀾壯闊,在文壇上有隆重地位和聲譽,在世俗社會裡,經歷過多次生命轉折,正因為這個生命特質,更加激發了我們的好奇興趣盎然地探究下去。但我們想追問的是,在戰爭的年代裡,一個作家用晦澀的語言明哲保身之餘,其真正的思想哲學還能走得多遠?
耀眼的生命軌跡
根據小林秀雄的年譜指出:1925年4月,小林秀雄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法文科,同學中有著名小說家今日出海、中島健藏、三好達治等等。同月,他透過富永太郎的介紹,結識了詩人中原中也。同年11月,事實上中原中也已有女友長谷川泰子,由於小林秀雄經常造訪中原中也住處,因而與長谷川泰子互有情意,進而同居生活。1928年3月,他自東京帝大畢業,正式開啟了文學的道路。同年5月,他隻身離家前往大阪,其後住在奈良,時常出入被尊為小說之神的志賀直哉(1883-1971)的家裡。這時候,他結束與長谷川泰子的同居關係,但是直到晚年,他仍然為背叛中原中也的事情深感內疚。
1929年9月,他的文運亨通,以〈様々なる意匠(紛呈多采的創意)〉一文,獲選為《改造》雜誌徵文評論獎二獎,首獎為小說家宮本顯治的〈「敗北」的文學〉。在其後兩年,他在《文藝春秋》連載評論文章,從此確立了文藝批評家的地位。1932年4月,明治大學創設文藝科,他就任為該校講師,講授日本文化史和評論杜斯妥也夫斯基作品。在此,我們不得不說文學影響力的無遠弗界,當初,小林秀雄忠實於自己的文學品位,深入探索杜氏的文學靈魂所得出的細緻文字,在將近六十年後的台北開花結果:1993年3月,萬象文庫出版了小林秀雄《杜斯妥也夫斯基小說論》、《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一生》的中譯本,由歷史學者李永熾先生譯出。到了1933年10月,小林秀雄與宇野浩二、武田麟太郎、林房雄、川端康成等文壇名家創辦《文學界》雜誌,使得小林秀雄的文學志業更上層樓。1935年1月,他擔任《文學界》責任編輯,在刊物上連載《杜斯妥也夫斯基的一生》。1938年6月,他晉任為明治大學教授。
昏暗時代等在前頭
然而,就在小林秀雄升任教授職銜的三個月前,上天向他做出嚴肅的考驗。《文藝春秋》決定第六屆芥川獎授與火野葦平的小說《糞尿譚》,小林秀雄作為文藝春秋特派員前往上海,把這個獎項頒給在杭州當兵的火野葦平。之後,他遊歷了南京和蘇州兩地,4月返回日本。同年,他在《文藝春秋》5月號發表〈杭州〉一文,在6月號發表〈蘇州〉見聞。不過,這些文章的內容,沒能通過內務省的審查,最終被責令必須刪掉部分文字。當年,小林秀雄被迫刪掉的文字,全收錄在《小林秀雄全集》裡,文章開頭這樣寫道:「據說蘇州的人口比戰前增加不少。那些竭誠歡迎(日本)皇軍入城的裝飾和布置已經退色,街上情況幾乎復歸平常的狀態了。一座像銀行般的石材建築物,其牢固的鐵門敞開著,上頭寫著模糊可辨的「慰安所」字樣。沿著石造扶手通往二樓的陽台上,可以看見梳著島田型髮髻、披著紅色長襦袢的女人,一面赤腳趿著拖鞋,一面吸菸俯瞰著塵埃遮目的行人(〈蘇州〉1938年)。
因此,有評論家這樣判斷:當時《文藝春秋》已經付印完成,卻未能通過當局的審閱遭到刪除,主要原因為關於「慰安所」的記述,大約被刪除了4頁左右。在審查報告當中,出現類似「此文嚴重損及皇軍之威信」的評語。可以想像,這是小林秀雄的苦心之作,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對待,他或許會感到憤憤不平。然而,小林秀雄在〈隨軍記者的感想〉(1938)一文中,這樣寫道,「我刊登在《文藝春秋》上的文章遭到刪除,這完全是出自我隨興所致寫下,有點過頭了,所以不必追問原因何在,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服。」儘管如此,小林秀雄對於政府當局限制作家的做法感到不滿,他發表於《東京朝日新聞》的文章〈從支那歸來〉這樣寫道:
我實在不能理解,政府當局為什麼把理應由國民對現場記述的重大事情交由記者處理,然後對此消極報導加以統制方可安心的做法。如果我是年輕的官員,一定會動員卓越的作家,對於日支事變(盧溝橋事件)做詳細報導。我認為,作家會願意接受這種動員,也樂於為國民報導。我在當地僅止停留一個月左右,但返回日本之後,滿腦子全塞滿許多見聞和感想,多得我說不完。
如前所述,是年6月,小林秀雄升任明治大學教授,10月至12月,再次從朝鮮遊歷滿洲和華北地區。這次旅行結束以後,他對日本政府的做法感到有些困惑。於是,1939年他分別在《中央公論》4月號、發表〈疑惑I〉,在《文藝春秋》8月號發表〈疑惑II〉;在《文學界》8月號發表〈疑惑.疑問〉。當時,依照日本政府的移民計畫和國家政策,預計將500萬日本人移住到滿洲,獎勵16歲至18歲的青少年前往。11月上旬,天氣非常嚴寒,低到零下22度,他參觀了大約有1400名左右的少年共同生活的「滿蒙開拓靑少年義勇隊孫吳訓練所」,他坦言道,自己不由得掉下眼淚。」
然而,情況並不如他想的樂觀,因為政府已經啟動了審查機制,那種直接批判政府當局的言論,似乎變得更加緊縮了,而這個因素必然影響其寫作態度,他的言說方式變得迂迴冗長。換言之,他只能藉由「疑惑和疑問」的方式,表達其思想的最大底線。例如,像這樣的說法,「對多數的(日本)國民而言,他們不曾到過那個國家裡,沒有正式宣戰就向他們開戰,同時在那裡建立新政權、文化建構和資源開發;並在自己的國內進行精神動員和經濟統制等事態,這是所有歷史所罕見的。這種事情再分明不過,但該事變的特色在於提供全新的面向,綜合其原因,這是不可思議之事,也是不易理解的。」
我們若從政治修辭學的視點來看,小林秀雄在言說中的多重轉折,正符合所有置身在恐怖國家的知識人,為了保護自身在「隱微和顯白」之間擺渡的寫作技法。
東亞共同體論的回聲
眾所周知,當時日本為了對抗英美兩國的勢力,高調宣揚要把東南亞國家從「歐美諸國的殖民地支配中」解放出來,提出以日本為主共存共榮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的政治構想,在日本國內的確形成了強大的聲量,並視為「正義的伙伴」。然而,看得出來,小林秀雄對此政治理念保持距離,甚至對這構想發出了警告。約略統計,1939年至1940年,小林秀雄發表了多篇批評社會的文章,在內容上儘量避免重複和贅述,在用語上則多所模糊其詞。可是他對於「東亞共同體」的政治論述,仍然有其理性的批判。
其一,「現今所謂的『東亞共同體論』,彷彿是眾口一詞、向書籍學來的知識,然後將歷史合理化,也就是合乎邏輯的論述。就此而言,不管是中國人、俄羅斯人、德國人,他們都有一套自圓其說的邏輯吧。但是到底何者為真?因為我們不應該從那裡尋求思想的正確,我認為,要把行為合理化,必須藉用思想作用;思想可以忘卻行為……」(〈學者與官僚〉1939年)。
其二,「不用說,我讀過許多關於東亞共同體的見解,不覺得格格不入,我也不認為有何新穎之處。至於這個原因,我思考了很多面向。所謂的讀不懂,應該是不得要領所致。一般而言,政治理論費解難懂,哲學只是故弄玄虛,文學作品枯燥乏味,全是因於這種性質導致,像這種令人不知所云的文章,一貫披上理論的外衣。不僅如此,它還有諸多藉口道理,向社會大眾擺出作為規範的姿態。(〈處世之道的原理〉1940年)
其三,「例如,說到東亞共同體驗論,它隨著事變的發生,已經多次提及,旨在強調其理想性。有人提出新理想的論述畢竟是好事,可是三番兩次出現理路清晰、淺顯易懂的東亞共同體論,就令人有些感到不尋常了。在我看來,評論者必定是輕鬆自若寫就此文的。我所說的輕鬆自若是指論者把已知的理論和方法,巧妙地運用在對於新事變的解釋;用譬喻的話,『事變』就如同鮮魚一樣,他們善用方法這把舊菜刀來切剖『事變』這條魚,這樣處理起來,他們自然會感到得心應手。但問題是,安心使用舊菜刀的人,大概看不見魚的鮮度,就算有的話,也少得可憐,讓人不得不對此產生疑懼之感……」(〈事變之新〉1940年)
在此,我們不難看出小林秀雄運用隱微寫作的技藝,對於東亞共同體論的觀點,提出理性的軟性批評或說模棱兩可,但細究其文章脈絡,仍然可讀出其埋得甚深的思想。也就是說,他並沒有完全否定「東亞共同體論」這個國策方針,因而導致事變發生的事實。
對小林秀雄而言,所謂「事變」即為「值得迎受的試煉」,而「事變」之所以處置得宜,在於「國民團結一致」,由「一種異樣的聰明」所支撐,其最大根底就是(日本國民)的「愛國心」。也許,隨著戰局日漸緊迫的本質壓力,使得小林秀雄不能含糊其詞自身其外,而且必須正面和具體表達立場。他在〈事變與文學〉中提及,「事變愈來愈加險峻了,但是我們的國民團結一致,絲毫沒有亂了陣腳。我不禁推想,他們如此精誠團結,到底是出自什麼樣的智慧和力量呢?這絕不是出於日本民族血緣無意識的團結,而是長久以來由豐富的傳統文化孕育出來的,進言之,它是在明治維新後在激盪的西方文化影響下,所鍛鍊出來一種別具特色的聰明和智慧。」不僅如此,在論及更敏感的議題上,比如神風特攻隊的事情,更可以看出小林秀雄的政治姿態。
他在〈關於「神風」這句詞語〉一文中,不加掩飾地說,「神風這句詞語,絕不是我們隨興所致或憑空想像的產物,換言之,它是我們經由歷史錘鍊出來的利己主義,任何人都無法撼動它。如果,有人藉機減損『神風』這詞語,說它是一種狂迷,我不便反駁些什麼。事實上,他們應該從日本的文化根源上來思索這詞語。在某種情況下,像個人性慾似的利己主義,亦可視為愛國心的表現。只有這兩個會留存下來。而從那裡重新站起的時候,我們稱為『非常時期』。」
在生死存亡的年代,每個國家的歌謠都發揮著鼓舞民心的作用。「走吧,走吧,去運動!」這首歌謠就是例證之一。這首家喻戶曉的歌謠,由著名詩人高村光太郎作詞,飯田信夫作曲。毋庸置疑,譜寫這首歌謠旨在呼籲日本全體國民應該「多走路運動」鍛鍊身體。 1941年3月4日,小林秀雄投稿《朝日新聞》,表達他對於這首歌謠的看法。首先,他一反常態表明,這歌謠聽來有些陰鬱和感傷,讓他無法得出更好的解釋。這是一首奇特的歌謠,我實在無法了解誕生於現代日本這種體質特殊的難以名狀的文明病……」研究者指出,小林秀雄可能為躲避書面審查,因而才以「讓他無法得出更好的解釋」作為藉口和遁詞。不過,由此看出,當時日本的極權主義風潮勢頭多麼強大,它總是不由分說地撲向知識階層的頭頂。正是這個歷史性的言論,使得小林秀雄二戰之後,備受文學界和反戰人士的批判,聲言對他追究戰爭責任,可謂是份量極重的指控。
思想魅力的根基
然而,當我們如此費力綜述小林秀雄政治與文學歷程時,似乎無法避開一個追問:擁有多重言說身份的小林秀雄,其思想著述到底有何魅力呢?否則在讀書風潮沒落的時代裡,為什麼又要探究他的思想位置呢?當然,每個作家有其看待世界的方式,有其評價的視點,很難得出共同的結論。日本文學評論家秋山駿,對於小林秀雄的評價很高,他說,每次讀完小林秀雄充滿哲思的文章,整個精神為之振奮起來,相信他同樣給讀者帶來智性的喜悅。文學評論家江藤淳甚至將閱讀小林秀雄的文章,譬喻他有如交響樂團的指揮家一樣,文章中散發著強大的音樂性,讓讀者更想閱讀其撰寫的〈莫札特〉這篇文章。另外,無賴派的健將坂口安吾,在其長篇隨筆〈教祖的文學〉中,對於小林秀雄的文學特質有深刻描述:
「對作家而言,作品不僅是寫的東西,作品還是生活。小林讀西行法師和源實朝的詩,就如同在讀他們生活留下的身影,對於必須通過他們的生活進行關注的地獄,小林也讀而感動了。/沒有思想和見解,再銳利的眼睛也等於有眼無珠,只是在看著事物的死相。/真正打動人心的作品,只有中了邪的造孽之人才寫得出來。宫澤賢治看到的藍天和清澈透明的風,在那種沒有思想和見解的銳利眼睛中是看不到的。/文學、思想、宗教都是普遍性的文化,這是它們的根本性質。/或許小林秀雄這個墜落物能依靠他『孤獨』的詩魂,將墜落視為自殺,吟唱出一首名為『虛無』的詩歌來。/他已經是文學教祖了。只有人才會看到地獄,但他們根本不要看什麼地獄,他們只要看花。」
這是文學家眼中所見的小林秀雄,近期來看,日本當代哲學作家池田晶子生前就表明深受小林秀雄的思想啟發,尤其小林熱衷伯格森的生命哲學,不斷思考自身的存在。更具體地說,池田晶子所著的『死と生きる 獄中哲学対話』(共著/新潮社、1999年)『14歳からの哲学-考えるための教科書』(トランスビュー、2003年)『勝っても負けても 41歳からの哲学』(新潮社、2005年)『人間自身 考えることに終わりなく』(新潮社、2007年)『暮らしの哲学』(毎日新聞社、2007年),可以視為對小林秀雄思想哲學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