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翻譯史》導論:翻譯之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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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日治到美援:收錄論文簡介

《臺灣翻譯史》共收錄十二篇論文,大致按照論文主題的時序排列。前六篇探討日治時期的翻譯,第七篇探討二戰時的通譯,後五篇探討戰後台灣的翻譯。以下略敘各篇論文:

(一)黃美娥〈「文體」與「國體」──日本文學在日治時期臺灣漢語文言小說中的跨界行旅、文化翻譯與書寫錯置〉

本文討論日治初期的漢語文言小說,包括日本文人直接以漢文書寫的作品;台、日文人由日文小說翻譯的作品;以及台灣文人翻譯及模仿歐美小說的作品。中日文化相互模仿、影響已久,日本文人作品中也包含中國題材,如白樂天遊日本和水滸等,透露出日、台文化的重疊性。明治初期日本作家的漢文小說較多,大正期間受到日本本土漢文風潮消退影響而漸漸減少,但台灣文人起而繼承,寫出以日本為背景、帶有濃厚日本風味的台製漢文小說。日本文人模仿漢文體例,台灣文人再模仿日本漢文小說,形成特殊的混生現象,包括武俠小說與日本技擊小說的混雜呈現。這些漢文小說的題材包含大量日本歷史故事,亦滲入了具有強烈日本色彩的忠義、復仇觀念,本論文作者認為這些特色有暗渡日本國家精神的意味。

(二)楊承淑〈譯者的角色與知識生產:以臺灣日治時期法院通譯小野西洲為例〉

本文以一位活躍於日治時期達40餘年的法院通譯—小野西洲(小野真盛1884-1965)為主體,探討其譯者身份的形成及其譯事生產的系列性與影響性。此外,亦將針對其語文著作探究跨文化活動下,譯者在知識生產中所含蘊的問題意識、目的意識、語文意識、及其角色意識。針對小野的知識生產系列,對於載於各刊的漢詩、漢文翻譯、文稿等梳理其主題類別與論述範疇。其次,則以他擔任法院通譯之際,卻又透過言情小說〈羅福星之戀〉、警官教材《臺語訓話要範》、乃至揭示臺人倫理價值觀的《臺語和譯修養講話》(1936)等多元文本的書寫,分析他對臺灣社會多面向的問題意識與觀察視角。

藉由小野西洲年譜的編製,及其在臺期間知識生產的梳理,相當程度地梳理了小野在臺譯事活動的屬性與規模。而小野西洲的知識生產與譯事活動,對於日治時期法院通譯群體的探究,正如一盞指引的明燈。尤其,透過小野的隨筆、《語苑》編輯紀要等,可望進一步探索其他法院通譯的譯事活動,乃至檢驗特定人物與事件的脈絡。

(三)許俊雅〈日治台灣〈小人國記〉、〈大人國記〉譯本來源辨析〉

本文指出1930年刊登在《臺灣日日新報》上的〈小人國記〉和〈大人國記〉兩篇白話小說,並非直接譯自英文的Gulliver’s Travels,也非轉譯自日譯本,而是根據中國譯者韋叢蕪1928年的《格里佛遊記》改寫、增刪而成。由於《臺灣日日新報》沒有署名譯者,也未揭露來源,前人研究多以為這兩篇是台灣文人的譯作,而做出錯誤的推論。這篇論文經過細密的比對考證,得出合理的結論,也討論了台灣譯者增譯的部分,如布袋戲、道士、燒金紙、瑤池蟠桃、茯苓湯等等台灣文化元素。

韋叢蕪是英文系教授,又是未名社成員,遵循魯迅的嚴謹直譯原則,反觀台灣譯者對於原作的文化背景及諷喻成分相當生疏,又自行增添不少通俗趣味元素,可以看出兩者遵循的翻譯規範完全不同。這篇論文從個案出發,對日治期間的中台關係、語言變遷、翻譯規範等都深有啟發。

(四)柳書琴〈〈送報伕〉在中國:《山靈:朝鮮台灣短篇集》與楊逵小說的接受〉

本文探討台灣作家楊逵在1932年以日文發表的小說〈新聞配達夫〉。該篇小說描寫台灣青年在台灣、東京兩地被壓榨的故事,首先刊登在台北的《臺灣新民報》日文欄,被總督府禁刊後,1934年改投日本《文學評論》獲獎,1935年由留日的中國左翼文人胡風譯成中文〈送報伕〉,在中國流傳甚廣。但台灣讀者因總督府政府禁令之故,反而無法讀到這篇小說。一直到戰後台灣出版了中日對照版(即胡風譯本),又因左派色彩被國民黨政府查禁。這個例子涉及中、日、台左翼文人的複雜關係:中國譯者胡風把楊逵小說定位為「世界弱小民族小說」;日本左翼作家把楊逵小說視為日本普羅文學的支脈;中國讀者張秀亞看到落難的同族兄弟;而台灣讀者卻反而延宕到1975年才得見這篇小說,而且不是胡風的譯本。

由於中國是區域文化中心,台灣與中國的關係向來是以單向為主(由中國輸入台灣),台灣作品輸入中國的情況相當少見。楊逵的小說以日文寫作,再以世界弱小民族之姿譯入中文,在中國流傳,在中國與台灣的關係中非常特殊。

(五)橫路啟子〈大東亞共榮圈下台灣知識份子之翻譯行為--以楊逵《三國志物語》為主〉

本文研究對象和上篇一樣,也是楊逵,但在這篇論文中,楊逵不再是作者,而是譯者。本文探討1943年中日戰爭期間,楊逵由中國古典小說《三國演義》翻譯成日語的《三國志物語》。日本在1940年代,受到「大東亞共榮圈」的想像所影響,興起閱讀支那文學的風潮。為了結合東亞文化力量對抗英美勢力,日本政府動員台灣的台、日作家翻譯中國文學。楊逵雖多次入獄,創作被禁,但他翻譯的《三國志物語》既能符合殖民政府嚴格的檢劾制度,又能帶給讀者通俗樂趣,或許還能暗中偷渡抵抗的隱喻。本文作者提到楊逵譯文把劉備「殺豬為業」改為「殺犬為業」,可能是因為殖民時期的台灣人把日本人稱為狗;又提到張飛鞭打督軍一節,楊逵以長篇篇幅誇大處理,也有為台灣人出一口氣的意味。而加入董卓和呂布的同志情誼,則是為了增加閱讀趣味。日治時期中國古典文學的日譯活動一直存在,但在戰爭期間,由楊逵執筆翻譯的《三國志物語》,有更為複雜的文化角力關係在內。

(六)陳宏淑〈兩個源文之下的混種翻譯:居間游移的無家孤兒〉

本文探討1943年出現在台灣《南方》雜誌上的白話翻譯小說《無家的孤兒》,由台灣文人簡進發翻譯,但並非譯自法文原作San Famille,而是參考了中國譯者包天笑1912年的文言譯本《苦兒流浪記》,而包天笑則轉譯自菊池幽芳的日譯本《家なき兒》。雖然長年注意中、台間語內翻譯的許俊雅也注意過這篇《無家的孤兒》與包天笑譯本的關係,但陳宏淑進一步指出,由於簡進發的日文程度遠優於包天笑,《無家的孤兒》並非單純的文言翻譯成白話,而還參照了菊池幽芳的《家なき兒》;而且小說越往後面,參照日譯本的部分越形明顯。因此,與其說這篇《無家的孤兒》是語內翻譯(文言翻譯為白話文),不如說是混用了兩個來源文本的混種翻譯,並且簡進發的白話文也混用了日語詞和台語詞。

本文和上一篇橫路啓子的論文都探討1943年台籍作家的翻譯,但楊逵是中譯日,簡進發則是日譯中。戰爭期間,漢文媒體大多遭禁,簡進發在僅存的中文媒體上發表這篇《無家的孤兒》,作者陳宏淑認為簡進發或有把台灣比喻為孤兒的用意存在。

(七)藍適齊〈口譯之「罪」——成爲戰犯的臺灣人二戰通譯〉

本文研究二戰期間參與戰事的台灣譯者,尤其是戰後受到戰犯審判的案例。這些台灣譯者以日本人身份被徵召入伍,有些沿用原來的漢人姓名,其他人則改用日本姓名,到中國南方戰場或南洋擔任口譯,有些是受過培訓,正式徵召的通譯,也有些是以非戰鬥人員入伍,卻因臨時被指派看管中國戰俘,而不得不擔任了通譯工作。這些台籍通譯在戰後有多人被當作戰犯審判,甚至判處死刑。他們與南洋華人能以閩南語等方言溝通,反而更易陷入困境、涉入反日份子的偵訊行爲,進而在戰後被指控協助日本軍方加害當地居民。另一方面,若被指派看管中華民國戰俘,則因戰俘來自江浙一代,與台灣人幾乎無法溝通,有時需透過懂得閩南話的中國戰俘轉譯,也有時只能用英語溝通。

能通兩國語言的譯者,在雙方交戰時往往淪為犧牲者,自古而然。二戰期間,在美國的日裔人士遭到監禁,是近期的著例。日治時期的台灣人為日軍溝通並非全出於自願,但是卻在戰爭無情的敵意下被同種同語的南洋華人視為「加害者」,戰後又被(語言不通的)英國、澳洲,以及中華民國等多個盟國法庭以戰犯罪審判,淪為戰爭的犧牲品。

(八)王惠珍〈翻譯作為一種文化傳播策略── 論戰後初期(1945-1949) 日譯本的出版與知識生產活動〉

本文描述戰後四年間在台出版的日譯本。由於日本殖民政府推行義務教育,台灣在殖民後期日語人口眾多,反而能閱讀現代中文的讀者有限。中華民國政府雖視日文為「奴化語言」,查禁、焚毀「日文遺毒書籍」,但也不得不借助日文以傳播政策,出版《三民主義》的日譯本與「日文時事解說叢書」等,以便盡快讓台灣人「再中國化」。

除了政府部門之外,通俗文化及左翼文人也積極把中國作品日譯,以便利台灣讀者閱讀。楊逵在此篇再度被提及:這位日治時期的作家,在戰後初期繼續扮演譯者角色,積極譯介魯迅、茅盾等人作品,以中日對照方式出版。1950年以後政府對日本書刊、影片的管控更加嚴格,日語在戰後台灣的文化場域日漸式微,也成為部分台籍人士抵抗新殖民者的話語。

(九)張綺容〈他們在島嶼翻譯:戒嚴初期在臺譯者研究〉

本篇在時間上承接上篇,但描述完全不同的族群:上文以台籍譯者為主,本文則主要描述流亡來台的譯者。作者從五種1950年創刊的雜誌中,爬梳近兩千篇譯文,確認81位譯者身份,其中95%為外省籍。外省人約佔當時台灣人口不及兩成,卻有九成五的譯者是外省籍,可見由中國譯者主導譯壇的態勢極為顯著。

這些譯者絕大多數都是軍公教、國營事業或媒體從業人員,與國民黨關係深厚。這也呼應王惠珍上文的說法:壓抑日文也與族群資源競爭有關。翻譯來源語言以英文為主,尤其是美國雜誌的文章。這些翻譯一方面有讓本省讀者學習中文的功能,一方面也符合國民黨的親美政策,確立美國價值的地位。

(十)單德興〈冷戰時代的美國文學中譯;今日世界出版社之文學翻譯與文化政治〉

本文描述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1952-1980)在推廣美國文學、文化上的角色。今日世界出版社由美國政府出資,隸屬於香港美國新聞處,成立目的就是為了美國文化外交。本文為描述翻譯學的贊助者研究,突破往年翻譯研究的文本對比傳統,而把焦點放在冷戰時期美蘇競爭的文化政治上。作者指出,由於翻譯的目的在於宣揚美國的進步與自由,所以在翻譯書目的選擇上,會避開描寫美國黑暗面、社會不公的作品,如強調階級議題的德萊塞(Dreiser)就從未被選入今日世界譯叢[1]

作者親自訪談十多位今日世界出版社的關鍵人物和譯者,包括鄭樹森、李如桐、洪宏齡、張同、董橋、余光中、劉紹銘、古蒼梧、盧瑋鑾、方梓勳、李歐梵等,留下許多珍貴的一手資料,重建當時的政治及文化氛圍,對於翻譯史研究的研究方法深具啟發性。文末附有今日世界譯叢的文學類書目124種,包括文學史與文學評論、小說、詩與散文、戲劇等,可以一瞥美國文化外交之細膩深入。

(十一)王梅香〈冷戰時代的台灣文學外譯──美國新聞處譯書計畫的運作〉    

本文和上文都在探討冷戰時期美新處的文化政治,但方向不同:單文討論美國文學的中譯,此文則討論台灣文學的英譯。本文利用美國國家檔案局的報告,包括香港美新處的「中國報告計畫」和台北美新處的「台灣報告計畫」,明確指出台灣文學的英譯活動並非繫諸美新處處長個人的文學喜好,而是美國整體政策的一部分:與中共競爭文化的詮釋權。文中詳細描述與美新處合作的香港虹霓出版社和台北國粹出版社(Heritage Press),包括出版社的創辦經過與出版書籍內容,以及如何選擇符合自由、現代精神、又銜接中國傳統的文學作品,以彰顯「自由中國」的價值。文中並引用吳魯芹的報告,指出本省籍人口在八成以上,外省人卻佔據九成的政府職位,恐怕會引發民怨,美新處特別在小說選集的第一篇作品都採用本省籍作家的作品,是一種有意識的調解。

本論文的研究方法勢必影響未來的研究方向,如冷戰時代台灣一些反共作品的翻譯,也可在美國國家檔案局中找到美國介入的證據。

(十二)賴慈芸〈三城記:冷戰時期滬港台三地的譯本與譯者大遷徙〉

本文和前兩篇論文都把香港納入台灣翻譯史的框架來討論。但前兩篇論文主要是觀察美新處的介入,本論文則從盜印譯本的現象出發,探討冷戰期間,世界文學中譯本與譯者由中國而香港而台灣的流動情形。由於歷史、政治、語言多重因素,台灣在戒嚴期間,大量依賴中國及香港譯本;但又因長期的禁書政策,匿名盜印成為常態,既可免政治風險,又有利可圖。香港居於中國與台灣之間,地位特殊:率先匿名以保護中國譯者的是香港美新處;大量中國譯本是透過香港中介而來到台灣,也有些是港台皆有盜印本;甚至於1950年代的中國譯作也因香港的左派出版社先出版,再被台灣盜印。

除了譯作之外,譯者的遷徙也遵循差不多的路線:由中國而香港而台灣,但有些人留在香港,有些再陸續轉遷徙到北美、英國等地。這批南來譯者大多受到香港和台北兩地美新處的照顧,被美新處視為同一個翻譯人才庫。歷史上如此大批的流亡譯者,數十年不得返鄉,絕大多數終老異地,頗為罕見;而這些流亡譯者在港台播下種子,戰後數十年間為主力譯者,主導翻譯規範、出版及教學,影響深遠。他們因政治而離鄉流亡,翻譯選擇上也深受政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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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臺灣翻譯史:殖民、國族與認同

作者:黃美娥、楊承淑、許俊雅、柳書琴、橫路啟子、陳宏淑、藍適齊、王惠珍、張綺容、單德興、王梅香、賴慈芸

主編:賴慈芸

出版社:聯經

出版日期:2019年9月

 


[1] 台灣戒嚴期間的德萊塞作品,如《嘉麗妹妹》、《天才夢》、《人間悲劇》都是魯迅的朋友鍾憲民所譯。鍾憲民流亡來台,但1957年以後即音訊全無,譯作被抄襲盜版多次。

關鍵字: 臺灣翻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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