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同在堤岸上的垂櫻

友善列印版本

探討近代日本左翼和右翼知識人的形成和變化,應該是一趟穿越歷史的旅行,隨著探索其文化環境的深入,我們將得到更多線索,進而找到其知識的原型,因為原來這些成群而來的知識人,他們曾經同屬於一個研究機構,只是後來因政治思想歧異而分道揚鑣。而他們向左或往右的政治選擇,也構成了近代日本思想論爭史的底本。以設立在中國滿洲的「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為例,直到二戰結束為止,這個奇特的智庫都發揮著核心作用。換言之,「滿鐵」這個有其明確商業利益和政治目的的龐大組織,就像當初英國東印度公司一樣,代表著新帝國主義的主權的延伸。而當我們提到後藤新平、中江丑吉、細川嘉六、大川周明、尾崎秀實、佐野學、野口米次郎、橘樸等文化界名人之時,歷史的視角就必然回到「滿鐵調查部」,以及「滿鐵調查部赤化事件」,因為那裡是他們的歷史舞台,亦是他們思想領域的起點。

南滿洲鐵道的誕生

1904年爆發日俄戰爭,日軍因各種因素而贏得勝利,而這場戰爭給日本帝國帶來擴張版圖的契機。翌年9月,日俄兩國由美國調停簽署了《樸茨茅斯條約》,其結果即原先由沙俄修建的東清鐵道以南(中東鐵路長春旅順段)及沿線附屬地段轉讓給日本。日本為了取得清廷對此權益的承認,於該年年底,簽署了「日清滿洲善後條約」,1906年1月,派任當時滿洲軍參謀總長兒玉源太郎擔任委員長,由他主導籌組「滿洲經營委員會」,的確帶有濃厚的軍方色彩。為了設立這家半官半民的股份公司----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簡稱滿鐵),日本政府可謂大費周章。根據資料顯示,當時日本政府財力不佳,1906年日本國家預算為4億圓,日俄戰爭中臨時軍事費用卻有17億圓之多,合算起來戰爭相關費用高達20億圓,另外,又向英美借調外債超過10億圓。是年6月7日,以明治天皇的名義發布第142號敕令,公布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成立之件》。到了9月,滿鐵股票募集倍率為1,000倍,沒多久即告售罄。因此,當初出資2億圓成立「滿鐵株式會社」,其中1億圓由日本政府以現有物資支付,另外1億日圓則由日清兩國人出資。然而事實上,這是以排除清國人而進行招募股份的。儘管如此,11月26日,還是在東京正式成立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後藤新平被任命為首任總裁,1907年4月,「南鐵調查部」正式開始運作。弔詭的是,在中國人看來,這個心懷不軌的滿鐵調查部的諸種作為,後來許多著名的長篇小說,例如五味川純平《戰爭與人》(18卷)和《人間の条件》(3卷本)、菊池寬《滿鐵外史》、中西禮《赤月》等作品,都是以此時代背景舞台誕生出來的。

時代先鋒的條件

熟知台灣近代史的研究者都知道,後藤新平(1857-1929)是個奇特的人,他的生平經歷與其所處時代的社會政治脈動相連結的。進言之,他在日本國內、殖民時期的台灣和中國滿洲的施政影響,嵌入了這三個國家的歷史脈絡裡,要梳理這段時期的具體事功,都無法繞過後藤新平這個歷史座標。後藤新平出生於1857年,東北岩手縣的水澤,從兒時起即有從醫的抱負,主要是受其同鄉和親戚關係的蘭學思想家高野長英的影響。1874(明治7)年,後藤進入須賀川醫學校就讀,兩年後,在愛知縣公立醫院(注:名古屋大学医学部附属病院的前身),擔任三等醫師一職。當時,醫院有一名維也納籍的醫生洛列茲(1846-1884)和該校教師兼通譯司馬凌海(1839-1879),後藤從他們二人身上累積和精進醫術,並習得公共衛生領域的行政經驗,1881(明治14)年,年僅24歲的他,就任愛知縣公立醫院院長兼公立醫學校校長。後藤致力於醫術之道,對於日本國內政治情勢的發展極為關注,其展現出敏銳的政治見解,無疑是探觸時代的先聲。1882(明治15)年3月,明治維新的大功臣板垣退助,在岐阜的演講場上,遭到一名手持短刀的歹徒襲擊,板垣的胸部被劃傷,但並沒有致命危險。那時候,有一則流言說,板垣退助大聲高喊:「吾板垣可死,但自由不死。」任職愛知縣公立醫院的後藤新平,接獲電話後火速趕到,他看見板垣的傷口不嚴重,很快就給予妥善包紮,他對板垣退助說道:「此乃閣下夙願之所求」。這句高度俢辭的政治話語,讓板垣退助甚為愉悅,當場預言這名醫生將來必定是名留青史的政治家。

1883(明治16)年,後藤新平進入內務省衛生局成為中央政府的官員。6年後的1889年,他遠赴德國留學3年,學習衛生學和社會政策。歸國後,擔任內務省衛生局長,隨著1896年出兵台灣,擔任台灣總督府衛生顧問,從台灣民政局長晉升到民政長官的高位,這時,他在德國學習的社會政策正好可以派上用場。有關他在台灣殖民地時期推行的土地改革、衛生改革、製糖事業等方面,都有其顯著的政策思想的印記。在此,必須指出,才幹卓絕的後藤新平,後來之所以被派任為「滿鐵總裁」,很大關鍵在於,其在殖民時期的施政表現。確切而言,繼樺山資紀、桂太郎、乃木希典等歷任總督,第四任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畢竟是軍人的思惟,無法有效平息如火如荼展開的抗日運動。相較之下,後藤新平在這方面手段較為靈活,他將當時的造反者全部視為土匪,加以鎮壓和嚴懲。根據鶴見祐輔《後藤新平》傳記一書指出,從1897年到1901年,總共逮捕土匪8030人,殲滅了3473人。翌年,日軍又展開了大討伐,聲稱戰果輝煌,抓了不少抗日分子。官方的說法是,經由審判,有539人判處死刑,因應當時戰況殺死的土匪高達4413人。

如前所述,後藤新平在赴任台灣之前,擔任衛生顧問所起草的《台灣統治救急案》,給予經營殖民地及其相關政策,發揮著具體而廣泛的作用。這就是說,後藤深知應用學理和政治策略的重要性,使其雙管其下運作。他有效地開闢財源,施行懷柔的手段,拉攏和收買原住民的意志。更細微之處在於,他知道用激烈手段破壞台灣舊有的風俗習慣,只會招來更多反抗,最終使得台灣民心向背,而是以尊重舊有習慣的名義,再慢慢進行收編和重組。類似這棘手的難題,在後藤的高明運作之下,獲得了解決。而後藤作為傑出的行政官僚其著述活動,至今仍然是研究者的必讀書目之一。例如,《國家衛生理論》(明治22年)、《日本殖民政策一斑》《明治44年》《公民讀本》三卷(大正15年)等。換言之,後藤在台灣殖民地獲取的成功經驗,為他設立「滿鐵調查部」提供了基本架構,進行成功經驗的轉移與複製。

滿鐵調查部

後藤新平就任滿鐵總裁以後,設置了三個部門:鐵道課、地方課、調查課,為經營滿洲奠定重要的礎石。剛開始,調查課隸屬於大連總公司的調查部,隔年改稱為調查部。設立調查部的目的在於,開發滿洲的經濟做基礎調查,進而建立拓殖政策。其調查研究的對象很廣泛,從滿洲到中國、蘇聯的社會、經濟、資源、政治等,都在此調查的範圍內。更準確地說,它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最大的調查研究機構,每年間調查費用高達1千萬圓。人員編制皆為一時之選。首任調查課長川村鉚次郎擁有台灣舊慣調查的豐富經驗。從時間點來看,日俄戰爭以前,以東亞同文書院和東京外國語學校出身的成員居多,但俄國革命前後,優秀的帝大畢業生增多起來。1909年,這個部門有14名課員:精通俄語的森御蔭、精通中國語的森茂、負責中國業務的野村潔己、熟悉土地法和官地制度的龜淵龍長、天海謙三郎、擅長金融和財政的井阪秀雄和三浦義臣等菁英成員。1918年以後,大川周明、嘉治隆一、笠木良明、細川嘉六、佐野學等知識菁英,都進入了滿鐵調查部,為這個帝國主義的機構效力。

根據安藤彥太郎《滿鐵----日本帝國主義與中國》一書指出,滿鐵調查課和東亞調查經濟調查局進行調查研究,並逐一出版研究成果。最著名的是天海謙三郎的《滿洲舊慣調查報告書》、岡松參太郎〈台灣舊慣調查〉,以及末廣嚴太郎的〈華北農村慣行調查〉,號稱三大慣行調查。滿鐵東京分公司,也敦請東京帝大的白鳥庫吉撰寫《滿鮮地理歷史研究報告》。此外,滿鐵調查部還編撰的《滿鐵調查月報》、《滿蒙情勢》、《東亞研究叢書》等書籍。其後,東亞經濟調查局出版《新亞細亞》,該刊物每期的卷頭語,幾乎都由大川周明執筆,還有野口米次郎(詩人)、嘉治隆一、尾崎秀實、木村禧八郎等人的評論文章。

對立或向左向右

隨著滿鐵調查部的擴展,陸續加入知識菁英的新血輪,但是基本上整個部門洋溢著自由主義的氣氛。因此,在該部門內依然看得到當時的禁書,如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們甚至以《資本論》為文本,舉行讀書會或研究會,這就是後來通稱的「滿鐵馬克思主義」的起源。按照相關資料推算,滿鐵調查部出現這種傾向,約莫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俄國革命,直到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的時期,馬克思主義的影響才逐漸地增強起來。

在日本國內,這種影響也沒有例外。1931年至1932年,岩波書店出版了《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他們認為,明治維新只不過是取替德川幕府的職權而已,並沒有重大革新,儘管明治政府著力推動產業革命,但本質上仍舊沒擺脫地主寄生制度的束縛,可謂帶有半封建的濃厚色彩。他們取其《日本資本主義發達史講座》的旨趣,因此論敵把他們取名為「講座派」。然而,同一時期出版《勞農》雜誌的「勞農派」主張,明治維新並非是取代德川幕府的封建政權,而是一場由資產階級發動的革命(在司馬遼太郎的《坂上之雲》中,亦抱持這種觀點),他們在這個基礎上推動產業革命,所以日本最終將成為資本主義的社會。這兩派的成員都接受馬克思《資本論》革命思想的洗禮,其主張和結果卻大相徑庭,大上末廣甚至把這論爭的火焰延續到與日本迢迢相望的滿洲之地。

然而,1933年5月以後,經濟調查會的龍頭宮崎正義調往東京分公司,因此其影響力相對減弱,大上末廣的勢力反而增強起來。接著,大調查部占主導地位後,增補了許多生力軍,但公司要求他們必須有實戰能力,以填補之前因思想激進而被解雇的人員空缺,在這批人員當中,不乏對於「滿洲」充滿憧憬的年輕人,以及「中途雇用者」。只不過,這些成員在獲得穩定職務後,便自組小團體,後來形成「滿洲評論派」和「年報派」之間的相互傾軋,以致於在陷入太平洋戰爭的泥淖時期,以這大調查部相關背景、接二連三發生的奇怪事件:例如佐爾格間諜事件、合作社事件、《滿洲評論》事件、滿鐵調查部赤化事件,都把這群遠赴滿洲樂土開創事業的知識人群體,毫不留情地捲入了狂烈的政治風暴中。

或許,我們可以總括地說,當年那些懷抱各種夢想進入滿鐵調查部的知識菁英,他們既作為滿鐵公司極富調查才幹的職員,作為日本帝國主義下擴展滿洲版圖的先鋒部隊,作為一種知識商品被出售而不自知。經由各種事件的牽連後,有的人走向極端左派之路,有的人擁抱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幻想,有的人則公開轉向,選擇安身立命的保守右派,為自己的思想事業劃上句點。就此意義層面來看,與其說他們在思想本質上不同,莫如說其實他們都是同在堤岸上的垂櫻,每當強風吹來,其掉落的花瓣只能隨風而飄,它們無從選擇方向和落點,舉凡中江丑吉(中江兆民之子)、大川周明、橘樸、尾崎秀實(尾崎秀真之子)、佐野學、細川嘉六等知識人,他們都適用於這個文學性的象徵比喻中。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