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整天苦惱髮線後退、腰圍橫向成長,對個人身形未來抱持著既不樂觀也不是很悲觀的滄海小書生
就在831日遊行預計登場前一天,8月30日一早,香港著名社運人士、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以及香港眾志成員周庭,都在無預警的情況下遭到港府逮捕,並且押往灣仔警察總部;前一天晚上,則是香港民族黨召集人陳浩天在離境時於機場被扣留。消息曝光後,立刻引發港外媒體高度關注;在外界紛紛揣測港府以何種罪名抓人之時,更令人憂心的,則是逮捕事件究竟是另一種殺雞儆猴,還是更大風雨降臨之前的訊號?
影片:美國之音中文網談黃之鋒被捕事件
回顧中國共產黨的鬥爭歷史,特別是毛澤東的鬥爭手法,如果沒有更強大的外力介入,恐怕是後者的機率要高一些。以下以延安整風的王明、以及文革初期的烏蘭夫兩人為例,透過簡短的古今對照,相信會產生濃厚的似曾相似感。
王明,本名陳紹禹,也有一說是陳紹玉,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前往莫科中山大學留學,獲得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的信任,曾擔任斯大林與中共領導人會談時的翻譯,是中共黨內的「國際派」代表人物。
王明曾出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代理總書記、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因熟悉馬列理論、與蘇聯中央有順暢溝通管道,在中共黨內被視為是「直達天聽」的菁英人士,地位崇高。
然而也正因如此,使得王明與毛澤東在兩個層面上,產生嚴重的對立:第一、留外的理論菁英與槍桿子出政權的草莽豪傑;第二,中共的頭只能有一個。毛澤東在出身、論述等自卑感作祟,以及爭權的慾望驅使下,開始暗中布局,拉攏、分化同屬國際派的張聞天、博古等人。
1931年,如日中天的國際派面臨國民黨百萬大軍的第五次圍剿,遭到慘敗,被迫進行長征。國際派的威信跌落谷底,毛澤東則趁機復出,在1933年的尊議會議上,成功利用國際派的不合重掌軍權,並最終在1942年的整風運動中,一舉清算國際派,奠定無人可比的政治地位。王明則是在中共建政後,擔任中央法制委員會主任,1956年因病前往蘇聯,最後終老當地。
第二個案例則是內蒙古自治區的領導人烏蘭夫。本名雲澤的烏蘭夫,早年亦曾留學莫斯科,是中共裡少數通曉馬列主義的蒙古人,在蒙古人於二十世紀的民族自決運動中,屬於「延安派」,協助中共主導位於內蒙古的自治運動,從主張與蒙古人民共和國合併,轉為留在中國成為民族自治區。
中國共產黨建政後,烏蘭夫身兼內蒙古自治區最高領導人、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與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為爭取內蒙古的高度自治,並保留、發揚蒙古文化,而與採取同化政策、移民實邊,推行階級鬥爭的中共黨中央、毛澤東等人而產生日益嚴重的衝突。1964年,中共華北局奉承上意,開始在各項工作會議上批判烏蘭夫;此前安置在烏蘭夫身邊的漢人幹部也進行收網,將蒐集到的資料提供給黨中央作為批鬥之用。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五一六通知」,正式發動文化大革命;幾乎在同一時間,人在北京前門飯店開會的烏蘭夫,立即成為第一個遭打倒的自治區、少數民族領導人。其後,則是眾所皆知的腥風血雨,150萬自治區的蒙古人,將近3萬人遭到殺害、12萬人留下不可回復的身體殘疾;全中國受害者更是數以千萬計。
從王明和烏蘭夫兩人的遭遇,再加上六四天安門前夕,趙紫陽遭李鵬、鄧小平鬥倒的前例來看,明顯可看出中共這一套毛澤東式鬥爭手段的「流程」:設定主要敵人、蒐集黑資料、發動鬥爭、全面整肅。
這樣的流程放到反送中事件,黃之鋒等人遭到無預警逮捕,所透露出的訊息就不難理解。隨著美國加增3000億美金商品關稅、七大工業國聯合要求中國遵守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十月一日中國國慶日即將到來等發展,時間壓力絕對是在於習近平身上,而香港人歷時數月持續不懈的抵抗意志,以及民主派醞釀在八月三十一日舉行大遊行,或許正是促使北京當局即將採取快刀斬亂麻、一勞永逸解決手段的關鍵因素。
因此,香港反抗力量的頭臉人物,無論是民主派的黃之鋒、周庭,或是港獨派的陳浩天,都已是中國政府眼中屬於同一族群的「騷亂分子」,這一次的無預警逮捕,絕不是突發的獨立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