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歸何處話鳴崗
原來在西爪哇萬丹拓展事業的蘇鳴崗,因緣際會於一六一九年十月十一日接受荷蘭大總督委任為巴城首位華人領袖,擔任華族發言人角色。成為荷蘭統治巴達維亞期間任期最長的華人甲必丹。
歐洲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葡萄牙、西班牙、英國與荷蘭等歐洲海權強國逐一將商船艦隊航向遙遠的東方,無論是從歐洲直接南下再東行,或是向西繞行半圈地球再抵達東方,期待的就是找出貿易商機。中國、印度、印尼與日本等,都是他們的主要目標對象,尤其是當時印尼摩鹿加香料群島上的丁香與肉荳蔻商品最具吸引力。
相對於歐洲海權強國四處拓展海上貿易,明朝末年政府既腐敗又閉關自守,以至倭寇橫行,民不聊生,中國大陸東南沿海的閩粵居民只好出走下南洋,希望能在他鄉闖出一片天地,福建人蘇鳴崗就是那個時代離鄉背井的一份子。
巴達維亞(Batavia)首任華人甲必丹
荷蘭聯合東印度公司(VOC)董事會為了瞭解該公司的運作情況,1921年12月開始要求公司各商館撰寫駐地日記。1624年的巴達維亞城日記,就以迎接遠道而來的明朝使節開章書寫,蘇鳴崗的名字也首次在荷蘭的文獻記載中出現。
1624年1月1日,星期一,明朝福建巡撫派出的兩名特使黃合興(與外商來往
致富的華商)及陳士瑛(官方代表),在4頭大象、12匹馬,以及荷蘭總督府官員的陪同下,被隆重引導進入巴達維亞城,簡稱巴城,即現在的雅加達,向大總督(Governor-General)彼德・卡本特(Pieter de Carpentier)呈交福建巡撫的信件。1月7日,星期日,大總督偕同參事會員陪同明朝使者,接受當地頭人,也就是巴城第一任華人甲必丹(Capitan)蘇鳴崗(Souw Beng Kong)的午餐招待。
該年份日記的第1篇章中,詳細描述兩位使者入城的情形,也說明了2名信使到訪目的在於向巴城的荷蘭領導們提醒表示,如果有意促進巴達維亞及其所屬地區與明朝貿易,荷蘭必須離開明朝轄下的澎湖群島,不然後果將不利於巴城。並開出數個配合條件,包括善待荷方濫擄無辜華人到巴城協助建城者,同時籲請荷人對居住巴城的華人以禮相待;不再派船到中國沿海騷擾,明朝政府將指示華商主動前往巴城與荷蘭人貿易。
1624年6月12日,荷蘭殖民台灣首任總督馬諦努斯‧宋克(Martinus Sonk)從巴城航向台灣就任。同時,明朝派到巴城談判的兩位特使,也象徵性的載著300名華人回國,以便向明朝政府交差。
如果可以安居家鄉,有誰願意離鄉背井,走入未知的世界。明朝末年民生凋敝,沿海地區海盜橫行,加上由日本浪人所組成的倭寇,在東南沿海燒殺擄掠,明朝政權不得不採行嚴厲的海禁政策,希望透過與世隔絕的方式,換取泱泱大國的安全保障。但原本從事海上貿易的東南沿海居民,為了謀求生路,只能繼續往海上發展,不少人在沿海地區從事亦商亦盜的生活,如安徽地區的徽商王直、許棟為,廣東地區的粵商林道乾、林鳳,以及福建地區的閩商李旦、顏思齊、鄭芝龍、許心素、劉香等人所帶領的海上武裝集團。其中尤以福建泉州南安石井鄉鄭芝龍所屬商盜集團影響最為深遠。
另有一批批心懷遠志或為局勢所逼的沿海居民,則不顧明朝禁令,跨海往更寬廣的蔚藍大洋航行,在東南亞各地為後世子孫開創出一片片新家園。福建同安新店人蘇鳴崗就是那個年代到海外開疆闢土的典型人物之一。
明朝末年政府對內採行海禁政策,對外則令各級沿海官員透過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的要求荷蘭艦隊司令及其總督,放棄佔領位居台灣海峽要衝的澎湖群島,並建議甚至派專人引領荷蘭人到當時不屬明朝政權轄下,也就是化外之地的大員(台南安平)駐留定居。同時口頭應允不再准許華商前往馬尼拉及日本,與西班牙人及日本人直接通商,而僅同意華商前往大員地區,與在那裡殖民的荷蘭人進行貿易。
在明朝政府的強力推銷,以及當時知名海上武裝領袖李旦與鄭芝龍的仲介引導下,台灣西南部於1624年成為荷蘭的殖民地。荷蘭殖民者也開始在今天的台南市興建初名為奧倫治城(Orange)的商館,再於1627年奉董事會指示,改為荷蘭7省之一的名字—熱蘭遮城(Zeelandia),以便管理當地原住民與治理台灣島,同時也陸續從福建等地引進漢人,協力開墾南台灣。熱蘭遮城成為南台灣對外貿易的中心。
當時已在巴城掌管華人事務的甲必丹蘇鳴崗,應該也料想不到,他會在巴城當了17年甲必丹離任後,有機會隨著荷蘭新任駐台灣總督范・登・勃爾格(Johan van den Burch),於1636年8月5日抵達大員,駐留了2年多的時間。
只可惜,他始終無緣從台灣跨過海峽返鄉,衣錦榮歸故里福建廈門同安。
書名:《看見印尼:橫跨赤道的彩虹國度》
作者:李東明
出版時間:2019年4月
出版社:玉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