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長期關心台灣媒體與人權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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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19日,我還是個傳播科系的學生,那天,鄭南榕出殯,也是我第一次「參加」群眾運動。但,我不是要當群眾,只因為以為自己未來會當個記者,應該要接觸一下什麼是「群眾運動」。
送葬的隊伍從士林廢河道走到總統府,上千張肅穆的臉孔身著黑衫從面前經過,詹益樺焦黑的身體就在眼前,我既震驚,又疑惑,為什麼有人願意因為爭取言論自由燒掉自己?言論自由到底是什麼?
21年後,我受邀參加「跨世代談『自由時代』的風起雲湧座談會」,這是「再拒劇團」為新戲《自由時代》推出的活動。那天與談者包括不同世代的獨立媒體工作者及學者,討論主題圍繞著:在現在看似媒體多元開放的「自由的時代」,我們是否真的擁有「言論/新聞自由」?如果,鄭南榕還在世,他又會如何看待?
最能代表言論/新聞自由在民主社會重要性的一句話,應該就是:「寧要媒體,不要政府」。不論是執政者的自我宣示,或在野黨對政府的批評,都是他們用來說嘴的重要依據。而阿扁及馬英九都提過類似的說法。
這句話其實是出自美國開國元勳傑佛遜 (Thomas Jefferson)寫給朋友卡林頓(Edward Carrington)的信件。不過,美國傳播政治經濟學者 Robert W. McChesney 卻在《問題媒體》這本書中指出,大部分人都只引用了「寧要媒體,不要政府」經典名句,卻漏掉後頭更重要的文字。其實,信件接續寫道:「但我必須說明的,我的意思是,每個人都可以收到這些報紙,也要能讀這些報紙。」
McChesney 指出,這段話點出了消極的保護報業系統(言論自由)並不足夠,相反的,必須積極使更多公共論述讓更多公民知道;公民有權知道多樣的聲音,因為這是民主的核心價值。
簡單說,言論/新聞自由的目的,不只在於能不能說話,還在於能否促成文化多元、社會對話,這涉及到多元社會與媒體公共性的問題。
台灣言論/新聞自由的爭取與民主化運動相伴而生。戒嚴時期,不僅政治結社受到打壓,言論自由並不存在,一連串由民間發起的對抗行動對抗威權黨國的同時,黨外雜誌、游擊錄影、第四台及地下電台等異議性媒介前僕後繼爭取言論空間。
不過,民間的反對運動卻巧妙地與新自由主義接合,要求國家解禁的呼聲不約而同成了共同的目標,但這也讓台灣陷入日後私有化的窘境,媒體則從原本的「圍事侍從」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角色,快速淪為財團手中的商品與攻擊異己的武器。
越來越多對政治有極大影響力的跨國與金融本進軍媒體市場, 形成政商結盟的新威權媒體集團。他們為了追求利益而刻意忽略或扭曲議題,新聞逐漸走向瑣碎化、嘲弄化與娛樂化, 公共論壇遭到扭曲朝向簡化與對立,邊緣弱勢群體的聲音被排擠, 社會日漸去政治化與去公共化,媒體公共性逐漸成為奢求。
雖然敗壞的腳步並未停止,但事情也不是全然悲觀,越來越多的媒改行動順勢而起;公廣集團雖遭到兩黨閹割,卻已為媒體公共性開啟道路;也有更多的公民與獨立媒體另闢蹊徑,起身監督權力者,而這種不斷辨證與對抗的持續過程,正是台灣社會能否擁有真正言論自由的關鍵力量。
McChesney 強調,一旦媒介系統遭到壟斷而無法使各類資訊平等再現,將對民主政治形成極大的影響,特別是高度商業化的媒體環境更會造成人們對公共事務的疏離,其後果將就如同 McChesney 在《問題媒體》中引用傑佛遜寫給卡林頓的信所指出的:「如果有朝一日,他們(人民)不再注意公共事務,你、我、國會、州議會、所有法官及州長,都可能變成野狼。」而這正是另一個極權主義的開始,關心媒體與民主人士必須警覺與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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