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比例爭辯之外,那些關於文言、國語、Mandarin與普通話的冷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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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高中國文課綱文言文與白話文的比例,近日在平面媒體上引起了不少的討論,但不少人對什麼是文言文、什麼是白話文,有不少概念上的誤解。贊成與反對調降文言文比例的雙方,各有立場與考量,可以想見在短時間內不會有什麼共識,但趁著全民關注國語文教育之際,不妨先聊聊關於文言、國語、Mandarin與普通話的一些冷知識。

先談文言文。文言文是一種文字書寫系統,如同英文、法文、意大利文、拉丁文、希臘文,但其中的「文言」二字,暗示的不只是文言文比較有「文采」(文言文比較華麗、精緻)與「文化」(用文言文比較有學問?),也指出文言文是一種「書面語」。所謂書面語就是說,文言文是一種「只用來書寫的語言」,並沒有相對應的口語。舉例來說,韓愈的〈師說〉以文言文寫成,但韓愈對學生講課(如果有的話)、跟太太溝通、和朋友聊天,用的不是「文言話」,而是他在當時所使用的一般口語(但因為當時沒有錄音機,我們也不知道韓愈究竟怎麼跟朋友聊天的)。文言文是否曾經有過「語言與文字相應」的時候,學者有不同看法,但都同意文言文獨立於一般口語的現象,在中國古代很早期就是如此,並一直延續了幾千年。

由於文言文距離口語有相當大的距離,所以對一般人而言極為困難。傳統帝制中的中國老百姓大多數是文盲,而統治階層並不在意老百姓是不是文盲,只要他們乖乖徵稅、服勞役就好。老百姓不識字、不會讀書反而是好事,免得讀了孟子「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而起來搞革命。1912年民國成立,為了團結中國人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第一件事就是要掃除文盲、提升教育水平,因此胡適、陳獨秀等人才會在1920年代發起白話文運動。「白話文」顧名思義,是一種記錄日常口語的書寫系統,正所謂「我手寫我口」。換言之,只有文言文,沒有「文言話」的存在,但白話文要存在,必定要先有白話,亦即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口語。

不過問題來了,中國幅員廣闊,不同的族群使用不同的白話,彼此之間更無法溝通。根據一般的分類,「普通話」或「國語」主要通行於中國北方,更是在清帝國時期,北京的滿清官吏彼此溝通的口語,因此北京方言也叫「官話」。官話英文為大寫的「Mandarin」,小寫「mandarin」原意就是「滿大人」(滿清官吏)。官話之外,中國尚有吳語、廣東話、湖南話、客家話、贛語、閩南語與閩北語;除了八種華語外,中國尚有少數民族的語言如藏語、蒙古語、維吾爾語等等。這些不同語言的使用者,彼此之間無法用口話溝通:蒙古語的使用者自然無法跟講官話的漢人溝通,而即使都是漢人,閩南語的使用者也無法與客家人溝通。為了解決各族群之間無法溝通的問題,國民政府學習西方民族國家統一語言的政策,在1913年將北京的官話定為「國語」,並設計了一套「注音字母」標誌國語發音。因為「字母」兩個字聽起來像是洋人的玩意兒,「注音字母」在1930更名為「注音符號」。稱北京方言為「國語」的用法,隨著國民黨來台,便在台灣一直沿用下去,如國中小教科書的語文課本便叫做「國語」或「國文」課本,注音符號也成了小學生學習「國字」的工具。

不過1920年代以降,正當白話文運動風起雲湧之際,當時偏左翼、親共產主義的知識份子卻批評以北京話為國語的政策,認為北京話乃是舊時期官僚的口語,是屬於菁英的、統治階層的語言。他們因此提出「大眾語」或「普通話」的概念,認為統一的語言不該以北京話或北京方言為準,而應該融合中國一般民眾的口語,尤其城市裡頭的無產階級的大眾語言,並尊重、保留其他漢族群的口語和少數民族的語言。但共產黨在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後,換了位子也難免換了腦袋,不久便在1955年訂出了單一國家語言的政策,依舊以北京的官話作為統一的官方語言,只是不叫「國語」,而是沿用「普通話」一詞。其實,普通話並不普通或普遍,它的來源仍是舊帝制時期清朝官吏所用的北京方言,儘管它的使用人口在眾多語言裡佔最多數。

最後,兩岸分別使用「國語」與「普通話」,指涉同一種語言:以北京話/官話為標準的中國北方語。對於國家之內多語言的狀態,國民黨與共產黨最終殊途同歸,均是獨尊一種語言而壓抑其他的語言。最近有一則共產黨禁絕在新疆使用維吾爾語的新聞,規定從學齡前幼兒園到高中,全面禁絕使用維吾爾語言與文字。這種強制讓維吾爾人「漢化」的語言政策,不禁令人遙想筆者在小學時,不只老師上課只能用國語,而且學生講閩南語要罰五塊錢的時代。據說,敵對的雙方會彼此相像,因為互相學習,而彼此相像的雙方,最終化敵為友,成一丘之貉似乎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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