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生,在印度工作生活,期許自己凡事要追本溯源、務求真實的台灣人。
根據2011年的人口普查,全印度約有6.3%(7,760萬人)的人口擁有高等教育學歷。不幸的是,文憑的數量與教育品質並沒有直接的關係。根據一份由安永(Ernst & Young)與印度商業與產業協會(Federation of Indian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Industry)公布的報告指出,印度有高達93% 的企管碩士(MBA)與80% 的理工科畢業生是不夠資格被企業錄用的(Unemployable);企業必須在雇用這些畢業生後另行規劃基礎訓練,即使他們已經花費至少二至四年取得高等教育文憑。
另一份由顧問公司Aspiring Minds公布的調查表明印度有超過95% 的理工畢業生不具備成為軟體工程師的資格:在接受調查的3萬6千名畢業生中,只有4.77% 的學生寫的程式碼可以成功運作,高達三分之二的人甚至寫不出合理的程式架構。
印度的高等教育系統,以規模而言,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美國與中國。截至2017年3月,印度有833所大學(University)、42,047所學院(College)與11,992所獨立機構(Stand Alone)。大部份的學院是以「聯合大學(Affiliating University)」的形式依附在大學之下:根據印度人力資源發展部(Minister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公布至2016年3月的資料顯示,印度的268所聯合大學囊括了總共39,071所學院;其中有17所大學擁有超過500個學院,以Chhatrapati Sahuji Maharaj Kanpur University擁有1,276所學院與150萬名學生居首。
印度高等教育有兩個貌似互相衝突的問題:機會太少、但學校太多。印度有超過1億4千萬介於18歲至23歲的年輕人口,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或3460萬名年輕人,能在中學12年級後繼續接受高等教育。這造成了第二個問題:在看到有超過四分之三的市場機會後,有太多無能、或無心的教育家、資本家加入了搶奪學生的戰爭。
舉例而言,當你乘著車橫越班加羅爾(Bengaluru)街頭時,在每一個街角、每一條路上,幾乎都能看到某某「學院」或某某「機構(Institute)」的招牌,搖搖欲墜地懸掛在某三層樓高的公寓陽台上,或是指向某個空蕩賣場的一隅,不難想像這些「學院」或「機構」的基礎設備或教學品質會是如何。這個情況在二、三線城市或鄉村地區更為嚴重,有許多家境貧寒的學生,指望透過高等教育來翻轉家族在社會與經濟上的弱勢,但他們所寄望的對象們,很有可能只想要他們透過各種方式貸款而來的盧比。
即使是印度政府可能也搞不清楚到底有多少「學院」與「機構」在各地「蓬勃發展」。前述的主管機關人力資源發展部為了掌握印度高等教育的情況,連續六年展開了全印度高等教育調查(All India Survey on Higher Education, AISHE),他們的做法是寄信給這些教育機構,以期「建立基本資訊的資料庫」;當主管機關連全印度有多間大學都沒辦法定調的時候,也不需要期待有任何人能為這些機構的教學品質把關了。
根據AISHE 15-16年報告,共有高達四成的獨立機構並未對政府的調查作出回應。
傳統華人社會與傳統印度社會有許多相似之處,對教育文憑的執著是其中之一。2015年時比哈邦(Bihar)政府逮捕數百名集體在中學畢業考中作弊的家長,這些家長攀附在數層樓高的教室窗邊,為他們正在應考的孩子提供答案。這種學生、家長、教育機構三方同時在追求同一個目的的情況下,無怪乎印度會出現持有飛行員執照但不會開飛機的「飛行員」:據彭博(Bloomberg)採訪,阿努潘‧佛馬(Anupam Verma)在2009年年底進入一間位於德里(Delhi)與孟買(Mumbai)之間的飛行學校接受商業客機飛行員訓練。「訓練剛開始時,我被丟進副駕座開始35分鐘的『體驗飛行』」佛馬說:「我一落地,學校就頒發了360小時的飛行時數證照給我。」佛馬在之後的整個飛行訓練期的總飛行時數約三個小時,他後來透過法律訴訟討回了飛行學校的學費。
從理工、商業、藝術學位到醫護、飛行等專科學校,這些教育機構就算品質再不佳、立校立意再可疑,在教育機會供不應求的情況下,每年仍以老舊的設備、過時的教材、令人無法信服的師資產出數以百萬計與社會需求脫節的畢業生。因此,身為決定是否雇用這些員工的企業主管應該要清楚地認知到,在下判斷的時候,千萬不能只依據求職者手上的那紙文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