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台灣大學中文系四年級學生
常常聽見,但我不想直接反擊「談二二八就是在炒作啦」這個說法,因為我也曾經這麼認為。不如來講點故事,畢竟開始感到哀傷,是一連串的過程。
小時候就隱約知道「族群隔閡」這玩意兒。我是外省囝仔,第三代的,小學五年級被同班男生叫罵「大陸妹」、「外省豬」,後面一串難聽的形容詞(以及動詞),導因是我不會說台語。
國中有個老師整我,故意在全班面前大驚失色地質問我「立柔妳不會說『母─語─』啊?」高中坐計程車,司機注意到我始終不吭聲,總是由同學以台語應答,立刻發表一段段言語攻擊,大意是「不會說台灣話,就不是台灣人,不管書讀得再好、成就再高都是作人失敗。」
大學有次當亞錦賽的志工,排球協會的大叔從機場送我回途,發現了我不會講台語這個可佈的缺陷,「嘖」了一聲不斷哀痛地搖著頭:「家裡都沒有教!唉!家裡都沒有教!」光聽這段對話,還以為場景是少年監護所,我剛殺完人放完火。
諸如此類的例子數都數不完,我的個性又強,只要我不認為自己有錯,誰欺負我我就要恨他。成長過程裡得到的資訊和知識畢竟有侷限,對事情反應總是很直接,所以現實生活中我恨那些攻擊過我的人,讀新聞報紙更恨那個姓二名二八的幽靈(耳聞大人說過這傢伙是罪魁禍首!),恨人們奠祭它。
態度漸漸柔軟是大學的事了,雖然大一還因為教授一直聊二二八從此蹺掉她所有課,只出現在期末考。然而後來,看了蕭麗紅的《白水湖春夢》,一部角色們與政治受難者有關但並不苦毒的小說,用文學專屬的含蓄,娓娓道來那麼多人曾經受到的苦。我是這樣開始在乎的。
或許受大量社會科學訓練的人瞧不起這樣的淵源,但說真的,文學比數據和只有知識份子才看得懂的一大堆專有名詞的論述,更輕易使大部分的人感動;先同理了義憤,才能開始在乎,諒解那些遷怒到我個人頭上的,我所遭過的殃。之後才慢慢接觸到政治史的書、參觀景美人權文教園區、踩在六張犁亂葬岡親眼瞧瞧那些淒涼的土塚、讀倖存者的口述史等等。
至此,我還是很憤怒,但我的憤怒轉移了對象,投射到了更深層的元兇。尤其當我讀著那麼多莫名其妙被捕禁的老先生老太太的記憶,知道了越來越多詳細的史實,像是家屬領屍體時還得先支付子彈的費用。每天半夜睡不著等著獄卒來領人槍斃的腳步聲。
僥倖出獄之後,始終被特務盯哨於是每個環境裡大家都標籤你,沒人敢雇用自己來工作,生活困難。孩子在學校被排擠。越細節的越讓我心驚肉跳,因為這代表國家機器的權力大到連最瑣碎的事情都可以隱瞞,隱瞞好一個千秋萬代。
我幾乎無法忍受,這麼大的事情居然不像希特勒屠殺猶太人一樣舉世皆知、普遍反省,課本只有幾行,我們簡直就被當笨蛋耍嘛。死者無口,但還有這麼些見證人活生生地在那裏說話,你怎麼可以裝作他們不存在?怎麼能夠不把他們遭遇過的不公義看進眼睛裡?怎麼有辦法繼續告訴我們說:你們不要再「炒作」了。怎麼可能在記得之前,就要求遺忘?
就因為重要的歷史事件從來不透明,創傷沒有被攤開來檢視,它反覆感染好幾代以後的我們,籠罩在烏煙瘴氣裡互相誤解和攻伐。二二八是放了假,可是官方不曾好好宣導這個紀念日到底是什麼;設立紀念日是一個跳躍的作法,是上位者不必動腦筋而遞出的一個方便的交代,反正大家把握機會出門玩樂也就沒心力、沒心情再追究。
我們並不是天才,沒有看穿歷史的慧眼,在更認識它之前只能依傍著生命經驗作出判斷,在曖昧的理解和氛圍中斷章取義地複製某些情緒與印象。譬如我和我的小學同學;小孩子最初也不懂啊,他可能只是好奇怎麼有同學不會講他平常認知中大家都會的語言,回家問爸媽,結果大人簡單的一兩句解釋、不太正向的語氣,讓他定型了某種信仰,隔天上學便現學現賣地罵我大陸妹。
其實他罵我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如果就那樣長大了甚至沒想過自己為什麼要這樣仇恨,可怕的是我如果就這樣長大了甚至沒想過自己為什麼要仇恨回去,可怕的是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在仇恨的究竟是什麼。
可怕的是我們受苦,卻不知道苦從何而來。
二二八和白色恐怖的影響根本不只是當時死了幾個人或者誰殺誰而已,還包括政府後來有計畫地消滅台籍菁英,多少戀人因為省籍隔閡發生家庭革命落成羅密歐茱麗葉的下場,以及有些政治受難者的遺屬心寒、覺得讀太多書反而招禍,選擇讓潛質深厚的孩子拋棄受教育的機會……。造成的遺憾和損失一直在發生,從來不是過去完成式,我從小累積的沒有出口的憤怒不正是歷史遺緒中的一脈細細涓流?
直到漸漸了解真相,才開始與自己從前找錯對頭的憤怒和解,也更明白如果要說服別人在乎,方法必須更細緻,因為或許他們也用一種倔強的姿勢在處理他們認為自己受到的傷,就像多久多久以前,小小的我堅信談這些事情就是在挑撥一樣。
想這些的時候才深切體會到,原來我愛過這塊土地上的許多人事,我正愛著這塊土地上的許多人事。祖宗們有著未竟的春夢也有未竟的噩夢,我只希望,在噩夢持續漲大而遮蔽眼際之前,如果還有那麼一個應該負責的對象,請你對我說真話──請你對我說真話吧。請讓嚴雪融化,讓春天真正來臨,請讓我有權利迎接那一天,那一天春城何處不飛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