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資深政治工作者,曾在中國與海外居住多年。
台灣許多政治人物或政黨很喜歡把美國做為資金的避風港。但也因此,淪為美國的金融人質。
2008年,甫卸任的前總統陳水扁的洗錢疑雲,鬧得滿城風雨。當時,美國政府曾透過提供陳水扁家庭在美國的各種房地產、股票及現金資訊給台灣當局,暴露出陳水扁家族的難以見光問題,進而成為民進黨難以洗刷的冤屈。
美國之所以如此大動作,有一說是,美方要「教訓」阿扁任內的「不聽話」,為當時深陷伊拉克戰爭泥淖的美國製造太多麻煩。
8年後,類似的場景似乎再度重現。作為老牌的國際匯兌交易起家的兆豐金,8月19日因違反《反洗錢防制法》,慘遭紐約州金融服務署(DFS)處以台灣金融史上最高罰款1.8億美元,折合台幣57億的罰款與高額的顧問費,兆豐金全年獲利將縮水兩成以上。接著,無論是媒體或民嘴,開始懷疑兆豐金的洗錢風暴可能牽涉到國民黨資金問題。
真相至今不明,難以驟下定論。但這8年前後的這兩起重大事件不難看出,身為全球金融霸權的美國,是如何擁有龐大的資金監管權力,讓許多政治人物(包括中國)插翅難飛。
金融霸權往往和世界霸權地位相互掛勾。
珍珠港事件爆發的當年7月,美國因日本出兵東南亞,宣佈凍結其在美國的全部資產;韓戰爆發時,美國也凍結中國在美國的一切資產;1956年,蘇伊士運河戰爭爆發。美國拒絕英法兩國在中東地區壟斷其資源地位,美國不但要求交戰各方立即停火和撤軍,更開始拋售英鎊,致使英鎊大幅貶值,英國外匯儲備暴減。
「九一一事件」後,美國開始應對恐怖主義的新型態戰爭。恐怖份子透過進出口貿易、空殼公司、銀行等等各種匯兌管道,流通資金。因此,美國開始嚴加控管並對恐怖組織實行金融制裁,並透過加強《反洗錢法》的執行力道,美國政府把手深深埋入在銀行系統內,千方百計追蹤及堵截恐怖組織的資金往來。
因此,2001年頒布的《愛國者法案》要求,未能嚴格實施《反洗錢法》國家的政府或金融機構,將被限制或禁止其進入美國金融系統。此外,美國更積極拉攏其它國家,在國際經濟組織或大會的平台上,推動國際反洗錢工作;在美國的壓力下,連一向嚴格保密客戶資訊的瑞士,也向美國低頭,提交美方所需的金融資訊。
2006年6月,當時包含《紐約時報》等數家美國媒體披露,「九一一事件」後,美國政府就一直藉由成立於1973年、總部位於布魯塞爾的「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來獲取各國銀行交易的資訊,且這一秘密項目由美國財政部主管並由中央情報局(CIA)操作。
「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是國際銀行同業間的合作組織,其業務主要是把全球範原本互不往來的金融機構全部串聯起來,進行資訊交換。該協會為各國銀行的結算提供了安全、可靠、快捷、標準化、自動化的通訊業務,大大提高銀行的結算速度,迅速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金融通訊網絡,客戶跨及全球205個國家和地區近8000個金融機構,每天傳達多達數千萬筆銀行交易記錄,涉及的資金高達約十兆美元以上。
美國把能掌控「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的資訊,等同掌控了全球資金流向的重大命脈,並讓威脅其地位和安全的挑戰者無所遁形。
爾後,美國政府對於金融監控和反洗錢的行為,只有更嚴厲而無放鬆過。從2012年至今,美國聯邦政府與州政府的金融主管機關,多次對美國境內的本土和外國銀行開鍘,查緝大型銀行防制洗錢不力的行為,罰金或和解金從最低的1.4億美元,最高到19.2億美元不等。
2016年初,美國聯邦理事會開始對外資銀行實行新的監管模式,要求在美營業的大型銀行接受其監管。對於那些在美資產總額超過500億美元的外資銀行,必須在美國各自子公司之上,再建立一家中間控股公司,並享受與美國其他控股公司一樣的資本金、風險管理與流動性要求,將其完全置於美國聯邦理事會的監管之下。
這無疑是對美國全球金融監管及「長臂管轄」淋漓盡致的展現,其背後更隱含著深層的政治考量,即美國亟欲鞏固和強化其在全球金融霸權的監管權力。
美國的金融霸權不只是掌握美元在國際流通的鑄幣稅、掌控大宗商品市場價格話語權;更重要地,還包含對全球資本市場的操縱能力及對全球資金流通的洞悉力,這是美國對全球金融絕對控制力的根本,也是維繫美國戰略利益和政治霸權地位的根基。
表面上,美國金融市場展現著高度自由化、活力和流動性,吸引了全球政要(當然也涵蓋中國和台灣的官員)駐足、停泊資金,追求甜美的極大利益。但這也意味著,一旦被美國認定是「惹事的小屁孩」,其可運用的金融制裁和操弄手段,將讓「麻煩製造者」痛到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