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不要做鄭克塽——讀高格孚《中華鄰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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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語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海峽兩岸的政、經、學各界人士,正因為身在局中、缺乏距離感,對兩岸問題的看法往往「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相比之下,反倒是冷靜的旁觀者看得真切、評得到位,比如《中華鄰邦》一書的作者、法國學者高格孚。

 

 
 
高格孚多年來致力於研究台灣認同政治、台灣史以及兩岸地緣政治,以「歷史性比較地緣政治學」的角度切入台灣的歷史與現實,在仔細比較十七世紀末與二十一世紀初海峽兩岸的狀況之後,得出如下之結論:「(今天中國的)懷柔政策很像清廷與施琅一直到攻擊台灣前夕所進行的政策。」
 
三百多年前,滿清王朝的實力在康熙一朝臻於頂峰,其擴張能力在東亞大陸所向無敵;統治台灣的鄭氏政權則因內部分裂而陷入風雨飄搖。最終,鄭氏第三代統治者鄭克塽投降清朝,台灣被納入清朝版圖。
 
而今,中共以驅使數億奴役勞工的代價,創造了讓世界震驚的「中國模式」,中國的經濟總量已是坐二望一;而台灣受全球經濟危機和島內產業外移的影響,經濟不振,民眾憂心忡忡,民主國家公民的自信心隨之滑落。在此困境之下,台灣該以何種方式應對彼岸咄咄逼人的壓力?
 
高格孚在書中對執政的國民黨發出一系列追問:台灣怎麼可以面對中國崛起或復興的事實?國民黨怎麼樣可以結合保護台灣主權以及利用中國經濟發展帶給台灣各行各業的機會?另一有關的問題是:國民黨怎麼面對台灣政體的民主準則?
 
 
是卑躬屈膝,還是前行引導?
 
康熙二十二年(公元一六八三年),施琅率軍在澎湖列島大敗鄭氏艦隊後,給台灣造成強大的軍事壓力。於是,鄭克塽向施琅派出和談代表,表示願意投降,但希望「三不傷」,即清軍入島「不傷鄭室一人,不傷百官將士一人,不傷台灣黎庶一個」。在得到施琅的允諾後,鄭克塽正式向清廷呈送降表,表示以往的對抗是「稚魯無知」,願意順從天意,「顏行何敢再逆,革心以表後誠」。
 
在表章中,鄭克塽只提出請求允許繼續居住在福建的條件,因為福建是其家鄉——然而,清廷在受降後拒絕了這一要求。鄭克塽降清後,與家人被軟禁在北京朝陽門外的一條胡同裡,這裡正是當年清廷軟禁其曾祖父鄭芝龍的地方。鄭克塽年僅三十七歲便在軟禁中鬱鬱而終,比其父親鄭經和祖父鄭成功還要短壽。
 
物換星移,二零零八年,馬英九上台之後,兩岸關係發生重大逆轉。馬政府將中國當作拯救台灣經濟的救星,對中共節節退讓:陸客自由行實現,陸客蜂擁而入,讓台灣業界難以承受重荷;陳雲林等中共高官訪台,台灣當局慇勤備至,戒備森嚴,宛如接待上國使節,警察不惜使用暴力打壓抗議者;已經大陸化的旺旺集團以大手筆併購諸多島內媒體,台灣的言論自由受到嚴重威脅;首任文化部長龍應台在立法院接受質詢時,拒談「六四」問題,並聲稱這是維護台灣的利益⋯⋯
 
那麼,這樣一個無比尖銳的問題便油然而生:馬英九會不會成為當代鄭克塽呢?
 
高格孚以鄭克塽當年的降表為解讀對象,饒有趣味地分析讀者和作者「心有靈犀」共鳴,這也恰恰正是如今兩岸會談時雙方內心活動的寫照——「雙方皆假裝此突然的轉變是基於共有的信念:不僅是台灣海峽兩岸的權力失衡;不僅是對個人的根之難以名狀的渴求,無論那有多麼理想化;也是瞭解到今日的中國共產黨已非昨日的共產黨,如今它作為永恆的中國的明確的領導者,正引導著一個邁向全球強權的國家的命運。」
 
這樣,強者一方不吝給出豐厚的獎賞,而弱者一方得以保存幾分顏面,儘管「各懷鬼胎」,卻也「皆大歡喜」。
 
但是,在高格孚看來,這不是台灣的正確選擇。在政治上,台灣已經實現了總統直選、完成了第二輪政黨輪替、擁有三權分立和新聞自由、人權也有了基本保障;在全球化的格局中,台灣高度的國際化程度和位於太平洋與亞洲大陸交接點的地理位置,決定了台灣獨一無二的樞紐地位。因而,台灣不必向中國卑躬屈膝,反而可以充當中國的前行先導。
 
(本文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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