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台灣台南安平人,1949年生,高雄中學畢業,台灣大學學士、政治大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碩士。歷任新聞機構記者、編譯、採訪主任、編譯主任、特約撰述、主筆、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常務董事、常駐監察人、董事長、顧問,並先後兼任教職於文化學院、台灣大學。
書名:《多桑的世代》
作者:盧世祥
出版社:允晨文化
出版日期:2015年11月1日
幼年接受「修身」教育,是多桑世代有別於其他世代的另一特質。
公學校實施的「修身」科目,經由生活教育,養成孩子們不隨地便溺吐痰、注意衛生儀容、舉止安靜有禮、不吵鬧喧嘩、為他人著想、不給他人帶來麻煩等日常習慣,並實踐嚴守時間、勤勉、誠實、守信、紀律、公德、守法等德行。這一「修身」課程,是融入生活、表現個人教養及成熟的具體守則,多桑世代因之培養了現代文明社會的個人素質,也形成了整體世代特質。
以謝氷治為例,她接受「修身」教育,所受影響表現於個人舉止。終其一生,她注重儀表、服裝與禮節。出門之前,她一定梳理頭髮,整肅儀容,穿著得體;對她來說,這不是「愛水(漂亮)」,而是敬重別人、尊重自己。多桑世代即使是鄉下人,出席稍為正式的聚會必以「草地紳士」著裝,至少穿上西裝外套,冬季甚至還要戴上帽子。許多台灣網路世代常覺得,自己的阿公阿嬤一輩比父母親有氣質,原因在此。
事實上,從台灣家庭所保有的上一代照片,或網路上看得到的美國赫斯特媒體集團(Hearst Corporation)所拍攝一九三○年代台灣生活(路邊市場即景、廟會)新聞記錄影片,當時台灣庶民以漢衫為多,兼有和、西服,但普遍穿衣戴帽,冬天甚至有大衣;足見注重穿著得體,是多桑世代從小養成的習慣。
高騰蛟在台灣商工學校所受禮儀教育,同樣讓他終生受益。禮儀是三年級的課程,針對即將進入社會的學生施以教育訓練,重在辦公室進退、用餐禮儀等職場應對,以實用為主。學生所受的訓練,例如︰吃西餐,喝湯時湯匙向外瓢取,不得出聲;喝茶時,端茶的手不能碰到杯口;進入室內之前,要先輕叩門扇,內有回應才進入。除了禮儀,還有生活規範,學生的儀容、服裝、帽子都有嚴格規定,在校內校外見到學長,必須行禮。
多桑世代所受的禮儀教育及言行舉止規範,是生活教育的實踐,也培養了這一世代的個人與集體特質。它具體表現於日常生活的自律自愛自重行為態度,妥善兼顧群己關係,在尊重別人的同時,也展現了個人修為與氣質。
可惜這些國民素質,在戰後隨著教育及社會丕變,不但不受重視,有時甚至反其道而行。以致就禮節、公德、守法等現代化公民的表現,出現新一代不如上一代的倒退現象;這使得多桑世代的典型,相形之下,彌足珍貴。
由於不重視生活教育,如今在台灣社會人多而互動頻密的公眾場合,不為他人著想,以致旁人困擾、迷惑、甚至受害的現象到處可見。諸如;搭車喧嘩高聲講手機、開車左轉搶先行、吞雲吐霧要旁人分享二手菸,乃至於隨手丟棄垃圾、燒香焚紙污染空氣⋯⋯,個人缺乏公德的行為充斥;台灣與日本等文明國家社會相較,公眾行為的水準仍頗有差距。
許多台灣人不解,戰後的教育也有「公民」課程,何以教導不出現代化的國民氣質?問題應在教育內容及實踐。
「修身」與戰後的「公民」課程的確有別。以內容來說,「公民」在培養現代化公民,增進公民意識;守法守紀服務等公民德行也包括在內,但較側重權利義務關係。「修身」強調個人生活管理、人格培養及妥善掌握群己關係,明顯注重德育或倫理修養。實踐造成兩者更大差異,「修身」是生活教育,孩子在人格形成時期養成的習慣與德行,落實於學校及家庭日常活動,及於終身。「公民」教育先天不足,戰後再受政治因素及升學主義影響,流於形式,近年更淪為聊備一格。
也屬於多桑世代、第一位台灣人總統的的李登輝,對此有鞭辟入裡的觀察:
「日本式的教育⋯⋯重視人格、精神層面的教育,重視倫理關係,培養孩子誠實、正直的操守,要求遵守法律、秩序,公私分明。戰後的教育不能說不重視這些,但是缺乏實踐精神,教育常淪為政治口號,教科書所教導的與現實社會差異極大,學生無所適從,反而成為『雙重人格』,養成投機取巧、奔走要寵的習性」。──《慈悲與寬容》
多桑世代還有一項其他世代所未曾遭遇的經驗:戰爭與二二八事件等時勢動盪。日本從一九三○年代開始,向外發動戰爭,台灣做為日本的殖民地,隨之被捲入戰爭的漩渦。
多桑之中,游禮毅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在東京,以「學徒兵」投筆從戎。他被徵召前往南太平洋途中,船隻遭美軍潛水艇擊沉,海上漂流七天獲救。再度踏上征途,又在熱帶叢林歷經七十天行軍,死裡逃生。終戰之後,他在異鄉被關進集中營一年,才終於返回台灣。總計戰爭期間,有二十萬七千多台灣人像游禮毅這樣,自願或被徵召前去當日本兵,其中三萬零三百零四人陣亡或失蹤。不論命喪異鄉或淪落海外,他們有許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卻幾乎沒有電影、電視劇或暢銷書把這麼多台灣前輩的動人經歷向後人述說,許多台灣人也不知他們身邊的長輩,其實就是活生生的歷史瑰寶。
在此同時,沒當「台灣人日本兵」的多桑,同樣備受戰爭嚴重衝擊。在台北,經營義美商店的高騰蛟,為物資管制及動盪的局勢所苦惱,沒有多少生意可做。一九四五年的「五三一大爆擊」,他在淡水河畔的工廠製作糖果,美軍轟炸機來襲,他即時躲到防空洞。但當晚前往疏開的台北南郊時,一路目睹火車站、博物館被炸慘狀,以及煙火未消的總督府。如此物資缺乏、生活奔波的折磨,戰爭未了,竟使他已病倒,得了肋膜炎及瘧疾。
戰爭的衝擊,即使小學生李遠哲,也無以逃避。在新竹遭轟炸之後,他與家人往姑媽的佃農山上住家疏開。其間,他抓鳥、捕魚、向老農學做竹籃、觀察氣候變化,還遇到一位十幾歲的神風特攻隊隊員。將近兩年期間,他不能上學,轉而「從大自然學習」。
至於戰爭期間在日本求學的彭明敏,是空襲的受害者。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往長崎與兄長會合路途遇到美國軍機炸射,左手臂關節被炸粹,雖挽回性命,卻不得不做截肢手術。這一變故,彭明敏說,「對我一生所引起的改變,是徹底而不能挽回的」。
二二八事件也是多桑一生難以忘懷的集體經驗。這一事件,造成最多可能有兩萬八千人遇害的大屠殺。一九四七(民國三十六)年二月二十七日下午,官方人員查緝私煙,打傷婦人、旁觀者遭槍擊死一人,引發事件。事件的現場在台北太平町,正為義美商店戰後重新出發而忙碌的高騰蛟,親眼看到緝私人員被群眾追趕,朝永樂市場方向逃去。民眾為抗議這一事件而於次日群聚專賣局及行政長官公署,又遭軍警開槍,造成更多傷亡,激發社會極大公憤。
事件後來蔓延全台灣,戰後台灣人民對陳儀為首的統治當局不滿一夕爆發,卻遭從中國大陸調來軍隊以「清鄉」為名,進行屠殺及菁英滅絕。
游禮毅從廣播得知消息,到嘉義市區觀察,看到學生、市民維持治安,包括保護無辜外省人的行動,親睹事件最慘烈的嘉義機場、東門軍營攻防戰,也見證名畫家陳澄波等市民和平代表遭軍警虐殺於火車站前廣場的場面。
在台南,安平的情況較為平靜,謝氷治看到父親謝瑞以他的鄰里影響力,保護在鹽業公司工作的外省同事免於受到不必要騷擾。
彭明敏在事件發生時,就讀於台北帝國大學改制的台灣大學,生活於象牙塔之內,雖使他對時局的發展感到憤怒與憂心,卻不知道自己擔任高雄市參議會議長的父親彭清靠,熱心公義卻險遭殺身之禍。
彭清靠是高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主委,與其他委員到壽山要求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禁止軍隊隨意射殺市民,卻遭逮捕,同行委員涂光明被槍殺。彭孟緝在高雄進行屠殺,尤其是眾多集會於市政府的地方仕紳,被稱「高雄屠夫」。彭清靠飽受折磨後被釋放,從此對中國的政治文化期待破滅,甚至為自己的華人血統深以為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不再自稱華人。
不約而同,他們都認為二二八事件其來有自。在台灣人民眼中,第一次接觸的國軍,「草鞋、布鞋」,赤腳赤膊、打傘又帶鍋,不論紀律或裝備,都遠遜於戰敗的日本皇軍,既令人吃驚又失望。其次,文化衝突之外,陳儀政府貪污、腐敗、無能、歧視,以致接收變劫收,讓人民難以忍受。在這種統治之下,台灣社會生活嚴重惡化,日本時代建立的法治與秩序蕩然。
以搭火車為例。一九四六年一月,也就是終戰五個月後從日本回到台灣的彭明敏,在基隆火車站看到車站的髒亂、軍人紀律散漫、旅客乘車爭先恐後搶佔位子、破落不潔的車廂。半年之後從南洋回鄉的游禮毅,同樣見到令他難以置信的場景:士兵在崗哨亭邊抽菸、火車呢絨座位被拆只剩硬木板;年輕乘客從車窗爬進及丟行李搶位子,尤令他想起早年母親所描述的清朝時代鄉下土匪。一時間,游禮毅不敢相信這是他所熟識的家鄉台灣;彭明敏一生首次見到如此骯髒混亂的火車,感嘆他所熟悉「日本的台灣」,轉成「中國的台灣」,竟惡化成如此光景。
二二八事件讓多桑生命及心靈受創至深,緊接而至的白色恐怖,更長期禁錮多桑的思想與自由,剝奪人權,一有異議,動輒遭政治迫害。
許遠東是最典型的受害者,只因參與台大同學讀書會,閱讀地下刊物,連帶追查他曾參加一次遊行,擔任掌旗者,就被抓去嚴刑逼供,關押十六個月年,且強迫接受思想教育。更令人見識白色恐怖之惡劣的,這一冤屈不僅未獲平反,在他一生卓越的金融家生涯之路,還如影隨形,不斷騷擾打擊他。
彭明敏的政治受難,甚至在台灣及國際間激起極大漣漪。一九六四年,擔任台大政治系主任的他,與學生謝聰敏、魏廷朝三人共同起草《台灣自救運動宣言》,強調「反攻大陸」絕對不可能,要求制定新憲法,建立責任政府,保障基本人權,實現真正民主,並以新國家身份加入聯合國。但《宣言》在印刷時遭檢舉,三人被捕,他被判八年徒刑;由於國際壓力,經蔣介石特赦,但受特務全天監控。一九七○年,他經由國際友人義助,秘密出境到瑞典,獲得政治庇護;其間過程曲折驚險,表現仁智勇的高超人性,也顯見多桑與邪惡勢力鬥爭的艱辛。
在嘉義的游禮毅,明明未參加二二八事件,當局在事件之後全面鎮壓台灣菁英的行動並沒有放過他。一九四七年三月下旬,他與兄長半夜遭軍警押往警察局,嚴刑拷打,強要他們承認參與事件,並誣指兩人侵佔日本人所留下物資。八天之後,經家人籌措鉅款,才得釋放。經此冤屈,游禮毅決心脫離台灣,但未能如願。
即使李遠哲,雖未遭政治迫害,中學時代也經歷白色恐怖的特務到校園抓人場景。高三有一天上物理課時,一輛吉普車來到他所就讀的新竹中學,兩人進入校長辦公室。不久,校長拿了點名簿到教室,點名找某某某,這位同學一聽到自己的名字,立即起立,未發一語,就眼淚不停,哭了起來,旋遭帶上車,離開學校。害得李遠哲的母親擔心,兒子會是下一個被抓的人。
後來,李遠哲去美國留學並擔任教職,儘管他不常參加海外政治活動,尤其是美國台灣同鄉舉行的反對黨國專制統治活動,在「校園特務」布建甚廣的白色恐怖時代,李遠哲也是校園小報告的受害者。他回台灣的簽證,必須每次申辦,政府當局不准他有較長期間的停留。
然而,經歷苦難與艱困,多桑卻越戰越勇。在長期外來政權的高壓統治中,他們結合信守承諾、尊重禮節、尊守紀律、刻苦耐勞的「日本精神」,也發揮樸素實在、積極進取、無懼挑戰、不忘根本的「台灣精神」,不但成就戰後經濟社會的繁榮與均富,使台灣從開發中國家躋身已開發國家,也創造了活絡多元的民主自由體制,讓後生世代享有基本人權、尊嚴與富足。前人種樹,後人乘涼;有多桑世代的辛苦耕耘,才有後來世代的美好收穫。
他們這一代,出現第一位台灣出生的諾貝爾獎得主、第一位人民直選的總統、台灣銀行第一位台灣人董事長⋯⋯。不論是戰後台灣創業的第一代企業家,或曾在農田、工廠、礦坑、漁場、教室、辦公室等各種職場打拼,甚至參與政治活動或群眾運動場合,他們建構了台灣戰後政經活絡而傲視鄰邦的新形勢。如今多桑世代最年輕者也屆耄耋之年之年,更多已在天上,綜觀長期整體表現,他們無疑是台灣最偉大的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