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台灣大學大學新聞社成員
隨著國民黨在2014大選後的挫敗,其政治影響力已節節敗退,無論是「朱逐主柱」那荒謬的黨內協調不一致,或者是因為對核能立場不一致而被擁核、反核兩方共同批鬥的朱立倫,國民黨無力統轄黨內派系、遑論大選局勢,在此可見一斑。然而在一片看好「英派革新」的社會主旋律中,吟唱著一股檢討社運的變奏曲,為何所謂的左翼並不滿意於民進黨的「進步價值」?
如萬的文章所說:「民間要求釋放經濟力的呼聲在全球所向披靡的私有化與自由貿易壓力之下,在朝的國民黨與在野的民進黨似乎有志一同,開啟1993年以後未曾停歇的私有化進程。」從經濟部核准的台商赴大陸投資金額統計可以看出,1990年代以來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化進程是與對中國的貿易開放程度並行的,有趣的是,綠色執政的2000年以降,對中國的貿易並未因打著台獨旗幟的執政者而打消,反而節節上升。在此民族主義(排斥中國)並不適用於追尋利潤的台灣資本家。
台灣的政治經濟環境當然不可能自外於世界體系的支配關係與國府的自由化政策,而民進黨自從確立其選舉路線吸納大量社運界人士後,成為進入體制內的支點,使得我們在沒有其他政黨政治籌碼的條件下,似乎不得不在夾縫中求生存。但我們要問的是,進入體制內共謀的究竟是誰的利益?10月18日國道收費員自救會在蔡英文競選總部成立大會上的抗議行動,換來民進黨社運部用「扭曲事實」的罪名指控,自救會的聲明隨即戳破民進黨進步的外衣,除了收費員安置名單的問題外,作為一個未來極可能執政的政黨,對於「約聘僱制度」和「年資」這兩個影響國內受雇階級甚大的議程禁聲;加上近日同志遊行民進黨對公娼議題的態度,民進黨社運部主任指稱的二十年前的議題不該在今日被這種方式呈現,試問,扁政府時期的廢娼政策為何不能是我們要求民進黨進行轉型正義的標的?各種議題的風向在面對民進黨時,便因為在「夾縫」中的社運界人士須與民進黨共謀而轉向的話,這種貌似進步的議會政治路線,要如何辯稱吸納社運人士後,帶來的是社會利益共謀的可能性?
我們不簡單地歸因台灣的新自由主義化是民進黨造成的,但我們絕對要堅守批判民進黨墮落的立場,尤其在國府政策延續與世界政經結構的不利因素下,找出一條不被它輕易吸納同化的路線。國家機器並非鐵板一塊,但政黨化、進入體制內的個人,如果企圖獲得實質影響力,要如何不遵守遊戲規則走一條阻力最小的路?這種籌碼換到的是甚麼利益?
因此並不是要佔據道德的高位不進入政治領域,而是投身其中的限制太大。體制外的抗議行動透過一次又一次的碰撞,換取社會大眾的支持度與行政、立法部門的緊張,直到政黨必須面對群眾壓力面對議題為止,透過個案所累積的社會壓力換取巨觀的結構改變,在目前的各種政治手段中,如何不失群眾基礎地反對資本主義一直是我們的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