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禮儀之爭」到「英國式磕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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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行程沒獲得期望的「新型大國關係」,無從建立中國與美國平分天下的 G2 體制。但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習近平隨即對英國進行國是訪問,獲得英國皇室與內閣給予「最高規格接待」:女王派胡德子爵和外交大臣接機,皇儲查理斯陪同到皇家騎兵衛隊閱兵場出席歡迎儀式,乘黃金馬車前往白金漢宮,出席女王為他舉辦的私人午宴。

於是,中國媒體驀然到處飛揚起「英國向中國謙卑磕頭」的文字。中國網路上,將英國首相卡麥隆與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比擬為李鴻章和慈禧,說「老佛爺,洋人來給我們修鐵路了」,毫不客氣地調侃這次英國權力集團安排的「英國式磕頭」。舉國一片「中國重回世界中央,列國俯首稱臣」的自我良好感覺,沉浸於「天子過境,諸侯伏拜」的天朝意象。

這些天朝話語在媒體與網路盛行的情況,甚至中國的若干評論者也不以為然,撻伐為「民粹主義」,擔憂「天朝意識」的長遠負面效應。但或許,我們更該注意的,是背後塑造和支持這些天朝話語的「帝國形上學」傳統。

英國人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使華遭遇的「禮儀之爭」事件,應該當作解讀現前的中國天朝話語不能遺忽的歷史脈絡。1793年,他率領英國使團來到中國,希望同這個古老的東方帝國建立現代外交關係:簽訂條約、互設使館、拓展雙邊貿易、開放港口和自由貿易。但終究,馬戛爾尼失望而歸。面對中國的天朝秩序,英國人束手無策。

問題的最大癥結,在於「禮儀之爭」:清帝國官員要求馬戛爾尼屈從「三跪九叩」的帝國禮儀,而馬戛爾尼則相應要求中方依循英國禮儀,對乾隆行西式吻手禮。中國史學家對這個事件最關切的是: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西元1793年9月14日,乾隆皇帝在熱河行宮接見英國使團時,馬戛爾尼到底是不是向帝國的最高統治者下跪了?

事情的真相,還是史學爭論的熱點。雖然西方史家認為,馬戛爾尼使團確實是跟隨周圍的人叩了九次,但卻是「頭不著地」的「單膝下跪」,不符合正規的清帝國禮儀,而中國史學家總是說:他們磕頭了。

但如同美國學者何偉亞(James L.Hevia)1995年出版的《懷柔遠人》(Cherishing Men from Afar)所說明的,從世界史的角度來看,最重要的事情,其實不是馬戛爾尼是否下跪磕頭了,而是這種要求蘊含的「帝國形上學」。馬爾尼之所以拒絕清帝國的「賓禮」格式,是因為他希望英國與清帝國能依據歐洲公法中主權國家間平等的外交格式而展開關係,而不是被收納進儒教天下帝國的「稱臣納貢」關係。可是,馬戛爾尼試圖用歐洲國際法體系來取代東亞朝貢體系的用心,顯而易見遭遇了徹底的失敗。

「三跪九叩」,是清朝獨有的禮法。不過,一如其他的儒教帝國禮儀,它依然是維繫「天下秩序」的整合儀式,每個細節都體現著儒教「天下帝國論」的形上學,每個動作都具有攸關「天下安危」的象徵意義。對這種「帝國形上學」而言,前來臣服的藩王或使臣,必須完成「三跪九叩」,才能被「天下秩序」承認,完備正式的臣屬地位,獲致納貢、賞賜等的儀式性義務與權利。這是一個依靠肉身性的禮儀而再生產的象徵性世界秩序;在這個帝國化的儒教世界,身體性的外在「帝國禮儀」與奠立君臣階序的內在「帝國心性」之間存在密不可分的聯繫,是不能打破的「普世規範」。

中國評論者無法迴避的問題是:他們憂心的「帝國民粹主義」,與中南海行銷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帝國話語,是一體兩面的事物。天朝藝術家對「帝國美學」的建構,天朝學人將儒家「帝國心性」現代化為「中國論述」和「天下體系」,都已花費十幾年的功夫,如果依舊無法喚起對「帝國榮耀」的政治想像,無法培育出四溢蔓延的「帝國民粹主義」,恐怕才怪異而費解。

此外,中國當前的「帝國民粹主義」,不是全然沒有物質性基礎或根據的。在全球性金融危機後,唯獨中國國有企業口袋深不可測,趁美歐企業資金鏈窘迫,四方擴張併購。這次英國行,中國也以低廉成本為競爭優勢,取得包括核電廠、高鐵等基礎建設標案,既滿足了保守黨的政治與非政治的利益,也紓解了中國自己的資本過度積累危機。價值400億英鎊(618億美元)的協議,證實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所說的「合作的黃金十年」不是空穴來風,也顯示英國財政部不顧外交部反對而急促宣佈加入亞投行的非常作為,還將會「常態化」。

就英國保守黨而言,此番的「英國式磕頭」,是純然貼合該黨一貫的經濟策略的。從柴契爾開始,保守黨就一直採取「以歐洲市場瓦解社會歐洲(Social Europe)」的政策方針,以低於歐洲大陸的勞工與生態標準,自詡為跨國企業進入歐盟市場的最佳門戶和營運中心;對保守黨而言,80年代與今日的差別,頂多不過是中國企業取代了當年的日本與台灣企業。所以,如果英國會變成中國在歐盟最重要的經濟夥伴,英國會深受中國企業青睞,是絲毫不必意外的。的確,至2014年底,中國對英國的直接投資總額,就已超過400億美元,讓英國成為中國在歐洲最大的投資目的地。與中國加強經濟合作,協助中國企業進出歐洲,被視為是「有利於經濟成長」的「自然道路」。

而且,更不能忽視,倫敦城的金融業,不但是英國的支柱產業,也是英國權力集團的核心。從亞投行一役英國出乎各方預料的大動作,知情者無不明白,附和中南海的「人民幣國際化」計劃,藉此為City爭取人民幣清算中心、離岸交易業務,來維持倫敦的金融中心地位 ,甚而參與中南海的「一帶一路」方案,來重操「帝國基礎建設金融」的舊業,是保守黨的老闆們勢在必得的籌謀。

華盛頓的媒體認為,英國已經「放棄世界強國地位」,不過更準確地說,實情是英國放棄了「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其中最困窘的當屬英國工黨。當初布萊爾為著向英國權力集團證明工黨也能維繫「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不惜犧牲工黨與英國的人民利益,跟隨小布希,加入「反恐戰爭」。結果布萊爾的計算全盤落空,如今只能為錯誤的決策道歉,而更雪上加霜的是,同時保守黨卻已「轉向」,藉由「英國式磕頭」建立「與天下帝國的特殊關係」。人們不免要狐疑,這次工黨難道又要跟進,向英國權力集團證明「工黨也行」?

然而,英倫三島,終究有沒變的地方。就算處佇這款局勢下,英國媒體依然刊出評論,指責英國對中國的投資開放政策,不僅會削弱西方聯盟;而且會使得歐洲各國相互對抗,離間歐盟與華府的關係。在網路傳播的「單車型男打臉習粉」影片中,倫敦的腳踏車騎士面對中南海的支持者,毫不避諱地說:「你們的主席是地球上人權的最大剝奪者!」

畢竟,即便都是具有帝國傳統的國家,對帝國的過往,英倫公民有著與天下帝國的庶民不同的歷史記憶。1783年,遠在馬戛爾尼前往清帝國之前,英國貴格會就向英國國會提交教友連署的請願書,要求廢除奴隸制度,並在1787年成立「廢除奴隸貿易委員會」,聯合其他團體,共同推動廢除奴隸貿易的公民倡議。因此,就在不列顛帝國的極盛期,英國下議院雖面對著殖民地管理者和農場主的極力反對,依然不得不在1823年通過反蓄奴決議,在1833年通過《廢奴法案》(Slavery Abolition Act),宣佈英國殖民地的奴隸制為非法。隨後,英國還為此派遣砲艦,巡弋非洲海岸和波斯灣,開始「中止奴隸貿易」的警察任務。

關於這些事情,馬克思曾寫過名為《英國政府和奴隸貿易》的評論,引述英國議會與民間的言論來質疑英國政府對廢奴執行「國際警察」任務的決心,並嘲笑英國政府協助波拿巴第三推翻法蘭西共和的舉動——因為波拿巴第三正是「一切奴隸制的庇護者,禁止英國按照它的信念和條約行事。」

兩百年後,重溫這段不列顛帝國的歷史,我們或許至少可以確認一個教訓:關於貿易與人權的關係的問題,不該貿然將英國人民與英國的權力集團畫上等號。這點,是即便作為帝國的英國,與作為帝國的華夏相比,一個看似微小但卻意義重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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