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擔任總統秘書室諮議、經建會主委秘書、青輔會研究委員、台灣企業社會責任協會秘書長。現為企業社會責任顧問,以各種「責任型經濟」的倡議為關懷重點,業餘興趣是研究中國天朝主義的系譜學批判。
2015年7月5日,希臘舉行了空前的全民公投,以反對票61.3%,贊成票38.7%,否決了「三駕馬車」(歐盟、歐洲央行及國際貨幣基金)強加的財政緊縮方案。
對公開呼籲希臘賣掉海島和海港的德國政客,這當然是賞了一記響亮的耳光。希臘的主流民意,拒絕了歐洲版的「新自由主義」,拒絕了除非「毀滅主權,出售國家」,否則就沒生存機會的經濟脅迫。這種以金融為形式的戰爭(或者更準確地說,以金融為形式的帝國戰爭),與展示強權軍事肌肉的實質帝國戰爭,目標上是一致的:附庸國的政府必須換成能聽命帝國訓令的人,好讓附庸國家能乖順地以利息和國土為納貢,來榮耀帝國的勝利者。
這個結果,對歐洲議會主席馬丁‧舒爾茨(Martin Schulz)這樣的歐盟官員,也是不小的打擊。這位出身德國社會民主黨自詡的「歐盟先生」,在希臘公投前公開呼籲:希臘該用「技術官僚」統治來取代民選的激進左翼聯盟政府,直到該國恢復「穩定」為止。在亞洲的我們,大概很難想像,也很難理解:這種公然要以「緊急狀態」或者「非常狀態」來取締民主政治的言論,不是出自當今的中南海,而居然是出自歐洲議會的領袖?
正是如此,希臘公投的結果,以及諸多歐盟公民支持與協助希臘的自發性民間倡議,已經揭示著「歐盟」這個現代帝國方案根本的制度正當性問題:究竟是什麼樣的機制邏輯和論述基礎,使得歐盟的政客和官僚,可以公然抗拒對「帝國政策」經由民主程序表達的民主否決?乃至,他們必須要不惜代價來羞辱和破壞一個主權性民族國家的內部民主決策?歐洲統合,當走到徹底否定雖古老但也青澀的民主理念的路徑上,這樣的歐洲是什麼樣的歐洲?一個宛如怪獸的「歐盟」,還能在寰宇性的人權和進步倡議上擔任世界領袖嗎?「歐盟」這樣的現代帝國建設方案,如果跟民主政治之間是處在如此極端矛盾的情境下,歐洲還需要這樣的「歐盟」嗎?如果不然,歐洲需要對「歐盟」的政治想像和政治方案,做出怎樣的徹底變革?
依循這個脈絡,我們才能明暸,為何屬於激進左翼聯盟的希臘總理齊普拉斯會說:希臘人民將票投給了「團結和民主的歐洲」。希臘,這個西方民主主義理念的發源地,以某種奇異的方式,重新對歐洲人上了一堂「民主課」:什麼是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民主」?人們該接受「新自由主義」的誡命,以「經濟」之名來消滅民主嗎?易言之,歐洲是否該接受臺灣的企業和媒體領袖喜歡說的「市場民粹主義」話語:「民主,就是讓老百姓有飯吃」?
齊普拉斯的發言,其實是重述著希臘公投前夕歐美知名左翼學者聯名發表的一個聲明。在這個聲明簽下名字的學者,包含了Etienne Balibar,Immanuel Wallerstein,Slavoj Zizek,Judith Butler,Chantal Mouffe,Homi Bhabha,Wendy Brown等,可謂是大西洋兩岸的重量級左翼聲音的彙集 。重要的是,他們對希臘危機說了什麼?他們相信,希臘公投給了歐盟一個機會,去重申對啟蒙價值(平等、正義和團結)的承諾,以及重申作為歐盟的正當性基礎的民主原則。
這其中,文化理論家齊澤克(Slavoj Zizek),還特別在公投前發表了一篇個人聲明:「希臘公投」這場戰役,是一場希臘能否贏過「有亞洲特色的歐洲」的戰役,是一場作為這種歐洲的「異端」的希臘,能否為歐洲重新贏得歐洲遺產(民主、對人民的信任,以及平等和團結)的戰役。他還特別澄清:這裡說的「亞洲價值」,與亞洲本身沒有任何關係,但卻清楚地表現在當代威權資本主義持續施加的「懸置民主」傾向。
文風瘋癲的齊澤克,一向是個喜歡揭穿「國王的新衣」的人:在中國這樣的權威式資本主義正在「大國崛起」的歷史時刻,我們不能否認,即便是歐盟國家的運作都會受到影響,而使得原本就與民主氣質不相容的「新自由主義」思維,可以更肆無忌憚地在世界各地對由下而上的民主動能發動毀滅性的攻擊。
那麼,按照中國的天朝主義「左派」和保守派共用的論述視閾和邏輯,他們會如何評價齊澤克的論斷呢?其實,也不難臆測:對他們而言,西方的啟蒙主義,西方的民主主義和「自由帝國」,早就氣數已盡。歐盟是對的,該「嚴打」這些召喚「啟蒙主義」幽靈的「西方中心主義」餘孽;歐盟該替西方啟蒙主義挖好墳墓,隆重地舉行葬禮,好讓世人來迎接屬於「新天下帝國」的「中國時刻」。
我們如果仔細觀察,就不難察覺:對中國(以及,某些「高思在雲」的臺灣文人)的天朝主義話語,庸俗化的「後殖民中國」論述邏輯造成了一個結果——不但無法正視西方啟蒙主義中的「反帝國」思維,無法思考「反帝國的啟蒙主義」,同時乃至更無法逼近中國歷史的另一面,其中隱藏著歷來針對儒教「天下帝國」方案而蘊生的「反帝國」思維。不過,或許正是如此,這種高調「反西方帝國主義」的天朝主義話語,才可以擔任某種馬前卒的角色,繼續操演著庸俗化的「後殖民」論述,去替中南海清除對「新天下帝國」的文化抗爭。
相對於這個天朝主義話語的脈絡,我們或許可以對「希臘公投」勾勒出一個暫時的「世界史的意義」:這是對天朝主義論述一貫的「啟蒙主義破產論」的反擊!這是以行動證明瞭:歐洲的民主主義傳統,雖然在經濟上正經受著威權資本主義大國的施壓和收買,但依然具備自我防衛與自我更新的能力!
不過,一場戰役結束了,另一場戰役才剛開始。在〈儒教自由主義在希臘〉這篇文字中,我已經說明:天朝主義的陰影,對希臘不僅是象徵性的威脅,也是實質的威脅。對中南海,希臘的比雷埃夫斯港,是勢在必得的「囊中物」。中南海還在等待作為希臘的「最後貸款人」的時機,來取得比雷埃夫斯港的所有權,來締造建設「一帶一路」經濟勢力圈的帝國計畫。在目前的情勢下,希臘左翼激進聯盟很難抗拒這種「甜蜜的誘惑」;如果等不到他們期待的「歐洲基礎建設銀行」,希臘求助於亞投行或中國的「絲路基金」,而成為中國的實質「經濟殖民地」,並非無法想像的腳本。
不過,一旦他們讓步了,這樣的帝國方案,就必然將使得希臘的勞工,更直接地曝露在中國具有「低人權優勢」、「向下沉淪」的資本主義式競爭中。而在此刻,希臘的勞工與人民唯一值得慶幸的是:為著給帝國擴張充分的「彈藥」,中南海鼓動了股市泡沫,藉此讓中國國企與權貴階級能獲得廉價資金,但這個策略卻也造成中南海陷入了自己製造的股市泡沫崩盤風暴,一時顯得「師出無名」。「新天下帝國」潛在的「帝國危機」,可否讓希臘逃脫被殖民的命運,還是更為悲慘?這是歷史下一章最大的謎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