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運用百姓間諜戰治理香港的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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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香港的偽普選方案被否決,帶出了一件值得留意的風波。

在否決的最後一刻,出現了突變,親北京議員突然在投票前大量離場,雖然看起來想要達到「法定人數不足導致表決失敗」的結果。但實際上因為號稱支持偽普選方案的議員,行動不一致,導致了不僅偽普選方案被否決,還是28:8票的大比數否決。

不久之後,親北京陣營的議員在手機的 Whatsapp的通訊軟體,討論群中的通訊內容,外洩到香港傳媒處,爆出了巨大的醜聞。詳情可以搜尋關鍵字看相關的港媒報導,其中包括號稱公正中立的立法會主席,在通訊軟體上指責非親北京議員為「賊」,指揮親北京議員部署。

而這只是醜聞的第一步,接下來港媒再連港區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大代表的 Whatsapp群通訊都被爆料,內容是他們指責親北京議員是垃圾議會。

先不論以上的洩密真偽,這完全是一場間諜風雲。

我們可以如此判斷:如果這些洩密是真的,那麼就是有不明人士在議員中混入了內應,以洩密去操縱形勢,假設是偽造的,但是親北京議員無一出來聲言這些是假紀錄,那意味著更複雜的操作。

不論哪一種,都是企圖透過操控情報去大幅影響香港政情。而香港人也從這次事件中留意到:間諜和情報洩漏的威力,比起遊行示威,以致各種軍事手段更具政治破壞力。

自從九七之後,這些情報操作為主的間諜手段,在香港日漸變得盛行。

例如在偽普選爭議中,出現大量說普通話(香港的主流語言就是廣東話, 九七後去到今天亦沒有改變),身穿號碼,戴著制式衣服的人員出現支持政府。並在偽普選表決結束後迅速集體離開,雨傘革命中有大量黑社會襲擊抗爭群眾,或混入其中滋事。

最近亦有香港市民留意到,午夜有人放抹黑非親北京議員的橫額,並自行拍照存證。香港也經常爆出或流傳議員或其親屬、名流、似乎被抓到把柄威脅,而導致了政治和言論立場突然大變。

這些都是情報戰的手段,我們先不揣測到底是誰策動的。但是這些原本是國家對國家等級的情報戰,已被某些人等或組織,在(很可能來自公權力的)海量資源的支援下,應用在香港城市的市民上。一生沒想過自己會涉身情報作戰的香港市民來說,他們初期自然是難以招架,被擾亂及迷惑,但是漸漸的已意識到,香港正陷於一場不流血的情報戰爭當中。

當然這在很多動盪以及走向艱難民主化的國家中,是不陌生的,不信任民主制度但被迫參與民主制度的既得權力者,因為他們鄙視這種制度,往往樂於使用各種手段去破壞民主制度的運作。在第二次國共內戰當中,中華民國在大陸的統治崩潰,就是被大量情報滲透的結果。當年這些情報戰的技術,自然也後繼有人,不會從此消失。

在專制統治者的想法中,統治者對於被統治者的立場,就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而被征服者只是屈服了的敵人,百姓們就是敵人。因為征服和壓制這些敵人,自己才能夠擁有統治的權力。為了維持統治,他們既然不介意對百姓們使用暴力,自然也不介意對百姓們使用間諜戰。甚至在他們的心目中,使用間諜不殺人已經是很文明禮讓的表現。

我們很可能會質疑:對自己的百姓使用間諜戰是不道德的。但對於專制統治者而言,對百姓使用間諜戰就能解決統治的問題,是非常值得和合理,甚至是仁慈的選擇。因為我不殺你而只迷惑你,尚且保住一條小命,已是大恩大德。

間諜看似是一種國家安全的議題,但「國家安全法」可以處理這問題嗎?這裡最奇妙的地方是,如果是自己政府,或宗主國的政府,視百姓為威脅,而對百姓使用間諜戰,那麼就沒有任何法律可以處理。因為在我們眼中,只有外國會對自己國家用間諜戰,從不考慮「政府會對平民使用間諜」的問題。而香港親北京議員的例子則指出,間諜們滲透立法或行政高層,掌握政治權力也並非罕見。

當然情報戰也不是無敵的,正如西哲有主張過的,社會的複雜並非任何一個人或組織能完全掌握的。故此,資源再豐富的情報作戰,也無法掌握全局,反而往往會出現大量的漏洞,而出現失控,就像唆使講普通話的人去香港飾演示威群眾,其實是非常粗糙難看的行為。操縱間諜戰的人是聰明的,但不代表他底下的間諜和中層指揮者也是聰明的。

比起以法律去處理這些問題,全民國防,增加對社會的歸屬感和守護意識,謹慎的面對外來力量,更可能固本培元,增加這些間諜戰的困難和成本。這也是臺灣必須面對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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