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為阿米巴觀察家,敏銳透視複雜多變的小世界,深入解讀變形蟲行為與現象。
馬政府曾極力塑造菁英治國的形象,原本學者組成的內閣在印象上應該會是宏觀、開明而進步的,但經過八年執政,卻處處展現權力的傲慢,只換得年輕人對馬政府的深惡痛絕。
重蹈西方的覆轍
歐美民主的論爭反映了民主演進歷程中遭遇的實質問題,這些民主先進國家兩百多年累積的經驗,在台灣自解除戒嚴後近四十年的民主化中,壓縮地重蹈經歷,而後吸收內化。
二十五個世紀前的古希臘城邦,就對統治權力該由貴族菁英或由全體公民掌握產生爭論。到了十九世紀,全球第一波民主化浪潮後,歐美民主國家興起,這個議題重新出現在民主國家與共產主義的爭端中。資本主義初起,馬克思思想隨後洶洶而來,此時古典菁英理論以菁英統治是必然的社會事實,論斷共產主義無階級社會的平等理想無法實現,因而發揮了抵制馬克思主義的功能。
到了二十世紀初,純然描述事實的理論發展成為菁英民主,他們把民主看作是一種工具、一種程序,不再重視民意與福利等傳統民主價值。他們強調憲政制度,在代議政治下,由選舉機制決定執政的菁英,並全權委託這些受過教育與見聞廣博的專業政治家來進行決策、主導社會走向。民主因而淪為「只有投票」的假民主,投票所選出菁英主宰了一切。
剝削者統治的年代
馬英九本人就是菁英思維的實踐者,二十年前他極力反對全民直選總統,所持的理由是:一般民眾沒有足夠的知識能力決定這等大事,應該委由資歷充分的國大代表來選舉總統。
當然,歷史最後的事實是台灣開始總統直選,多年後馬英九搭上了這班列車。不過馬英九並未改其本色,始終「依法行政」,貌似中規中矩,卻全然無視社會民意,決策封閉,也堅決反對「公投」的直接民意。他所任命的內閣團隊,也一直秉持這種特色。
如同在西方民主中被拋棄的菁英主義者一般,在他們眼裡,只要握有權力、財富或特權就可以成為菁英,不論正當與否。這些菁英可能通過種種不道德手段與高昂的代價去獲取權力,以及維護這種地位,所以作為既得利益者的菁英,更傾向於剝削一般社會階級,並沉迷於這種權力,他們不會放棄手中的利益,也不輕易與人分享。
菁英們認為民主制度不過是欺騙社會的把戲,所以在政治上、經濟上、學術上及社會上具有優勢地位的少數人勾結成集團,透過操控選舉取得政權,再由占據公私權力上重要職位的官僚決定政策,通常他們對於維持政策穩定性及持續性具有共識,或者會依據協議來訂定新政策。所以在官商勾結、政治獻金與公共利益的交換中,絕大多數的社會大眾被排除在制定過程之外。
菁英主義者都清醒意識到,一個擁有真正公平競爭機制的民主環境,會讓他們迅速被淘汰出局。所以他們恐懼真正的民主政治降臨,負面的情緒讓他們把民主政治的進一步發展描繪成「民粹」或「暴民」,並嘗試以欺騙或操弄、甚者以強制或暴力來統治,對外則宣稱這是在確保社會的合諧與穩定。
菁英退駕,公民進場
如此八年當中,台灣同步經歷一場無聲的政治蛻變。當國民黨菁英建立起一個保守封建、拒絕民意投入的封閉政府體系,真正彰顯公民權利的進步價值,卻是我們的年輕世代,這些新公民世代重視經濟公平、性別平權、土地正義,對於政府遲遲無法實現的承諾以及種種的不正義,直接訴諸公民不服從權利的抗爭行動來對應,而致風起雲湧的太陽花逆轉政局。
江宜樺辭去閣揆後黯然離開台灣,馬政府的菁英政治告終結,在他卸任前的垃圾時間中,茍延殘喘的內閣已名存實亡。如今出來發聲的反而是國民黨更早一代的政治菁英,大中國意識的言辭中充滿了對新世代價值觀的不解與不屑,當然,那種思想觀點與現實有超過一個世紀的距離。
國民黨被遺棄的兩代菁英都與現實世界有著遙遠的距離。當今社會普遍認同多元化思維,當然如古典菁英理論所述,菁英現象是必然的社會事實,我們所遺棄的是菁英壟斷的政治模式。
在邁向2016年、公民參與意識高漲之際,參與式民主有了肥沃的土壤。對於儼然成形的參與式民主,未來的執政者必須考慮讓它常態化,與政府的執政體系結合,通過公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討論、協商與共同行動來解決公共問題。以公民參與彌補選舉民主先天上的不足,這個當初被菁英論者嘲弄的論點,正是西方在拋棄背離民主原則的菁英壟斷政治後,所走的道路。
台灣的民主發展正在跨進這一步,多虧有馬政府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