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D, Center for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Policy, University of Delaware
課綱微調的爭議,暫且不論黑箱作業的部分,我們可以嘗試由Jürgen Habermas所提出的「生活世界的被殖民」(colonization of life-world)的觀念來探討隱含在中國史觀 vs 台灣史觀背後的根本問題。
Habermas所定義的生活世界,用通俗的解釋,應可理解為生活常識,生活世界可分為三部分 1.外部世界:主體對外部物理世界的常識。2.社會世界:主體對社會規範(法律、習俗等)的常識。3.內部世界:主體對上述兩種常識的主觀認知。
Habermas以下面的例子說明[1],一位資深的建築工人要求新來者在上午休息時間到某店鋪幫大家買啤酒。對這位資深工人而言,在當下這個休息時間場合,他所認知的1:店鋪的位置(外部物理世界)2.休息時喝啤酒的習慣,以及叫新來者跑腿乃是該職場的習俗(社會世界)3.總和前述兩者,該資深員工自認有指使新來者買啤酒的權力的主觀認知(內部世界),這三者構成了他在該場合對新來者提出要求的「生活背景常識」。
當然,新來者也有屬於自己的「生活背景常識」,例如,他可能主觀認知休息時間喝啤酒乃是愚蠢的,或他認為應該讓有交通工具者跑腿較合理,或他認為另一間店鋪的啤酒為較佳選擇。在理想的情況下(雙方理性溝通,沒有倚老賣老,或用權威、暴力壓迫),經過理性討論之後。可能該職場對於休息時間喝啤酒一事,產生了新規矩,新習慣,甚至可能取消喝啤酒的「規範」,從而該場合的每個人的「生活常識」得到了「合理的共識」。
以台灣歷史來看,自從1945以來,台灣人的生活世界(生活常識),一向是將中國視為「一邊一國」,例如,一般人生活的主觀認知(內部世界),並不將去中國(外部物理世界)旅遊視為國內旅遊。即使在戒嚴時期的政府單位,經濟部官員也不會將中國人的所得拿來當作國民所得的一部分。軍方的實際運作也從未將中國軍隊視為「同一國的軍隊」,而是「敵軍」(至少馬政府上台之前)。
可以說,台灣人,包括外省人,不論官員或民眾,都是以「一邊一國」的生活常識在生活。
然而,在社會規範的「法律」這項,國民黨政府卻堅持用憲法將大陸、台灣「同屬一中」,並以此教育人民。所導致的下場,以Habermas的術語,就是「生活世界的被殖民」,即為生活世界(生活常識)與政治系統的教條規定相衝突,並受到宰制[2]。若另以Habermas的系統理論解釋,可視為政治系統長期對社會文化系統(大眾的生活價值觀) input違反生活常識的指令。生活世界的被殖民的後果至少有二。
1 .在社會的層次,由於社會文化系統不斷被輸入與生活常識相違背的法律規範,造成社會系統整合失敗,即為民眾對政治系統缺乏忠誠度。因此,國民黨政權由蔣介石時代開始,必須透過豢養地方派系,給予政治經濟上的特權(包工程、特許行業、司法包庇、提名地方選舉等等),透過這些地方有力人士來間接控制社會,並輔以情治系統監控社會。尤其是退出聯合國使「同屬一中」的教條重挫之後,國民黨透過大量錄用本省人進入政府,來提升本省人的忠誠度。而在外省人方面,則是利用眷村制度,讓外省人互相檢舉密告、監督,並且恐嚇外省人開放自由選舉會導致外省人被大屠殺,並以軍公教保障名額,以此來控制外省人的忠誠度。一言以蔽之,國民黨利用金錢與暴力建立的「忠誠的假象」來進行社會整合。而副作用之一則是,造成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生活圈長期被物理性(眷村)的切割,而埋下族群分裂的根源。
2.在個人的層次,「生活世界的被殖民」產生的即為精神病理的症狀(個人認同失調)。我們可注意到,越是在戒嚴時期暢談「同屬一中」價值規範的人士,尤其退休將領,在解嚴後非常積極地投靠中國。這決不能單純以被中國利誘來解釋。
在解嚴開放選舉以後,以往「一邊一國」的民眾生活常識得以開始回饋到政治系統,給與政治系統修憲,正名等等壓力。即使連馬英九,也必須在選舉場合時,不斷特別宣示自己是台灣人、「化成灰也是台灣人」。
過去堅持「同屬一中」價值觀的高官,由於在戒嚴時代,他們暢談的「同屬一中」、「台灣是民主燈塔」的說詞並不會被公開「打臉」,即使政府高層也都知反攻大陸是絕不可能,即使在高層內部的談話承認自己是獨裁政權,但至少在社會上、媒體上,他們的說詞並不會被嘲笑、被挑戰。因此,他們勉強得以自我欺騙,維持人格的同一性。當然,也有甚多無法維持人格認同者選擇早早移民 (包括政府與民間人士)。
然而,隨著解嚴開放選舉,沒有了槍桿子鎮壓,加上戒嚴時代的文獻陸續解密,這些「一中人士」無法誠實面對自己長年堅持的「同屬一中」、「戒嚴=民主」的「法律常識」明明違反了現實生活常識的事實。這等於宣告他們一生的政治價值觀等於笑話。
他們原本的解套方式是,不要管「統獨假議題」。或是,藉由不斷強調四書五經、儒教價值、文言文教育等,來證明台灣真的是「同屬一中」,不過,由柯P的發言就可知道,吸收了再多中國史書文化,並不影響「一邊一國」的生活常識的養成。
就像台灣的政府官員讀了再多四書五經,也不會將中國的國民所得拿來充當台灣國民所得來規劃施政的。台灣的軍人讀了再多四書五經,也照樣是把中國軍隊當「敵軍」來演習的(可能退休將領除外)。即使是老榮民返鄉探親,在現實生活上多半也是把中國當「外國」在生活。至於外省第二代,第三代以降就更不用說。
因此,這些崩潰人士的慣用招數,就是「專心從大陸賺錢就好了,不要管政治,經濟才是王道」,順便把自己包裝成「經濟專業,不被政治語言干擾」的中立專業人士。
但是,2008金融海嘯之後,歐美社會與學界對於新自由主義的自由貿易制度的批判在台灣開始發酵[3]。更別提中國是專制政權,如同孫運璿所預言的,根本不是真正的自由市場經濟體,反而會導致中國以商逼政。一旦連「自由貿易牌」都失效,這些人士必須加速投靠中國,直接吹捧專制政權的優點,讓台灣儘速在現實上與中國「同屬一中」,來維持他們人格的同一性(姑且不論其獲得的金錢利益)。問題是,從任何社會與經濟理論上,或由歷史經驗來看,從來沒有人論證出社會越是跟專制極權政權統合,是可以提升公共利益的[4]。
也因此,這些「崩潰人士」的論述只剩下血統論之類的18、19世紀等級的民族主義觀[5]。郝柏村、連戰這幾年為何常出現皇民說?郭冠英為何發表歡迎祖國解放軍屠殺台灣說?(言論來源)為何馬英九在美商年會大談八年抗戰?真正的原因是,除了皇民說、祖國說、抗戰說以外,他們已經沒別的可說了。
如果國民黨是一般正常民主政黨,理論上他的各種政策會與民眾的生活常識整合,就如同美國社會運動開始要求女性平權、勞工權利、黑人平權、環境運動、綠能運動等等,也就是當人民的「生活常識」無法忍受原有的「法律規範」的時候,政黨將被社會的價值觀影響而被迫調整政策、修法、修憲等等。例如,1920年代經濟大蕭條之後,羅斯福總統徹底修改原本的自由放任經濟模式,改走凱因斯福利國家路線,推出新政。
不過由於國民黨建構了人類政治史上唯一的合法豐厚黨產,以及國庫通黨庫的制度,加上中國(透過紅頂商人)提供的援助使其黨高層可以不用理會現實社會的民眾常識與需求[6],而馬英九是一向活在自己的世界裡,在可預見的未來,國民黨不可能回歸現實調整政策方向,在後馬時代,朱立倫、洪秀柱繼續堅持一中立場。而王金平被「正統」國民黨員排擠,其實也無須大驚小怪,如果把認同「同屬一中」當成國民黨的唯一核心價值,那「真正」的國民黨員可能只剩馬英九、愛國同心會,跟張安樂之類的。當然「正統國民黨員」並沒冤枉王金平,因為他也真的是被利益收編進國民黨的其中一員,跟理念無關。
也因此,黑箱課綱的出現,毫不令人意外,如果民眾的生活常識早已經是「一邊一國」,馬英九偏偏要教育「同屬一中」史觀。除了搞黑箱偷渡,很難想像有辦法用公開討論說服民眾。教育部長由高中課綱說明會場逃跑即可映證。連教育部長也無法論述為何「同屬一中」屬於臺灣人的「生活常識」? 換言之,有「一邊一國」的民眾生活常識,來支撐台灣史觀的成立。相對的,「同屬一中」的中國史觀並沒有現實社會的根基。當然,黑箱作業本身,也是在挑戰民眾的「生活常識」,都21世紀了,還在搞戒嚴時代的黑箱模式,遭受全面抵制是毫不意外的。
馬英九與退休將領可能反駁,即使現實生活運作是一邊一國,可是基於他們的主觀認知,中華民國憲法條文就跟聖經一樣,絕不可修改、不可質疑,他們就是要根據憲法來主觀認知兩岸「同屬一中」難道不行嗎? 就像伊斯蘭國的成員,不也是根據宗教神聖律法來主觀認知大半個中東都應該是「同屬一個伊斯蘭國」的嗎?
或是,馬政府認為,應該學習納粹的民族歷史觀,學納粹德國把古代日耳曼帝國統治過的地域一律主觀認知為「同屬一個德意志」,如果馬政府採取如此說詞,那麼就必須解釋,為何要把台灣社會的價值觀搞得跟伊斯蘭國跟納粹德國一樣?不過,馬政府人士多半也知道自己的思想程度落在伊斯蘭國跟納粹的等級[7],也因此,郭冠英會說出,請解放軍來屠殺鎮壓台灣並進行思想改造也就不令人意外了,畢竟,要用常識說服現代工業社會的公民淪為神權社會與極權社會是幾乎不可能,只能以鎮壓來達成,就這點而言,郭冠英是相當的誠實。
總結:黑箱課綱,與其說是統獨之爭,不如說是「台灣人民的生活常識與愛國同心會的生活常識之爭」,也證明了國民黨慣用的「不要管統獨,專心經濟」的說法破功,2016年大選,已經很明顯是「同屬一中」與「一邊一國」的正面對決。
[1] Habermas原本的舉例更為複雜,此處加以簡化
[2]生活世界的被殖民可分為被政治性統與經濟系統宰制,此處僅討論政治系統。
[3]只要有讀過資本論就知道台灣經濟如何被中國拖累以及政權如何假借經濟包裝壓榨百姓,問題是,在台灣沒人敢提馬克思,中國人樂得不提。
[4] 可參考《國家為何失敗》一書。
[5] 血統論的國家認同謬誤,江前院長當官前的論文已經有詳盡的批判,此處省略。
[6]李登輝當年之所以回應民意,走本土化路線是因為當年他本身被黨內「正統人士」排擠,權力根基不穩,必須另外開拓支持者。
[7] 根據王鼎鈞與柏楊的回憶錄,在二戰期間,國民黨的高中教育高度吹捧納粹與日本的軍國主義制度,教育學生應該向日德學習極權制度來效忠英明領袖。即使二戰結束以後,國民黨的教育仍然繼續贊美希特勒是世界偉人。這或許可以解釋當前退休將領集體投靠中國的思想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