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德轉型正義系列報導八】 清查黨產 建立公平競爭的政黨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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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二月五日,是德國近代史上重要的一天。政治主張和核心幹部皆與東德共黨一脈相承的左翼黨(Die Linke),在東部圖林根邦(Thueringen)的大選獲得高票,首度拿下地方政府的邦總理大位,自共黨垮台四分之一世紀以來,再度握有政治實權。

柏林圍牆倒下後,東德共黨歷經多次改頭換面,目前已轉型成擁有相當民意基礎的民主政黨。東德民主化的經驗顯示,及早卸下歷史遺留的黨產包袱,以負責任的態度面對獨裁統治的黑暗面,是昔日的威權政黨是否能繼續在政壇立足的關鍵。

反對黨過半立法討黨產

柏林圍牆一倒下,全名為德國統一社會黨(SED)的東德共黨大勢已去,被迫開放黨禁和舉行大選。一九九○年三月十八日、也就是東西德統一前半年,東德舉行戰後第一次自由大選。共黨雖然公開宣示不再獨尊馬列主義,改以民主社會主義黨(PDS)的名義參選,卻僅獲得不到兩成的選票,威權統治四十年來,首次淪為在野黨,其它過半席次全被民主運動人士拿下。

民運人士早在圍牆倒塌之後的幾個禮拜,就發現共黨高層偷偷脫產,因此上台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西德政府協助下,立法成立委員會,清查共黨於黨國體制下經年累積的龐大資產,這即是兩德統一後著名的「東德政黨與群眾組織財產獨立調查委員會」(下文簡稱獨立委員會)的前身。

制度化清查黨產

根據東德政黨法和兩德統一條約的相關條文,清查黨產有以下原則:

一、黨產交由獨立機關聯邦托管局管理,黨產未來該如何處分,由獨立委員會決定。

二、獨立委員會職權相當於檢察官,有訊問、搜索、扣押證物的權力。

三、政黨平日黨務支出,需得到獨立委員會的許可,黨產之贈與與資金流向必須交待清楚。

四、符合目前法令合法取得的財產,政黨得以繼續保有,但黨國體制時代以特權取得的財產,物歸原主後全部做公益。

五、獨立委員會設秘書處,委員會成員全部無給職,有定期向國會報告清查進度的義務。

東德國會立法成立獨立委員會的初衷是「建立政黨公平競爭的環境」,從外部建立制度化的機制清點黨產,目的不在剝奪共黨參政權,而是由威權轉型為民主、建立政黨政治過程的必要手段。東德最後一任總理德梅基耶(Lothar de Maizière),幾年前接受民進黨政府邀請訪問台灣時就曾指出:凍結和調查黨產「不是對東德共黨的報復,而是基於民主規範下的公平與平等」。

不過,德國能在政黨輪替的第一時間,就著手處理獨裁遺留的黨產問題,也與納粹統治的經驗有關。一九三○年代,佛立克(Friedrich Flick)、泰森(Fritz Thyssen)等德國鋼鐵業和製造業的大老闆,捐給納粹黨巨額的政治獻金,在選前還公開為希特勒站台,「魚幫水、水幫魚」的政商結構,間接促成納粹的崛起,為全歐洲帶來浩劫。

因此,戰後西德為免重蹈覆轍,在憲法內就有「政黨必須公開帳目明細」的條文,媒體也勇於揭發政客私下收受政治獻金的內幕,大眾對官商勾結的弊端相對敏感。當東西德統一,再度面臨過去一黨專政所積累的財產該如何處理的難題之際,首先的做法,即是先弄清楚黨產的來源與明細。

外圍組織財產也不正當

共黨統治東德前後四十年,坐擁土地和建物等不動產近兩千筆,絕大部份來自從戰勝國蘇聯手中接收的財產,以及威權統治年代侵佔、強制徵收、移轉、交換而來。另有現金和股份等動產,主要源自黨營事業體特權和獨佔經營的獲利,以及黨庫通國庫的贈與。

除此之外,獨立委員會清查財產的對象,還包括共黨外圍的所謂「群眾組織」,比如工會、德國民主婦女聯盟(組織與功能近似台灣戒嚴時期的婦聯會)、自由德國青年團(近似反共救國團)、以及維持多黨假象、實質上受共黨控制的魁儡小黨。

在完成所謂「東德政黨與群眾組織」的財產清點之後,接下來,德國法界和政界所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定義黨產的「正當」或「不當」?那些部分該歸還給國家與人民?

德國各界的共識是:共黨只能保有合乎現代法治國原則、符合目前法令合法也合理取得的財產,其它過去經由佔用、移轉、徵收、利益輸送而取得的財產,縱然當時合法,但那是在權力缺乏制衡的黨國體制下,以執政優勢所得,從今日時空來看,全屬不合理也不合法的「不義之財」,所以這些不當黨產在物歸原主後,應該全部充公。

抗拒追討阻力大

一九九○年代初,東德共黨在東歐民主浪潮衝擊下潰不成軍,黨員人數從原來的兩百三十萬人,到兩德統一前僅剩下三十五萬人,光靠黨費已無法支付四萬名黨工的薪水。再者,共黨在丟掉政權後淪為過街老鼠,重建正義的呼聲四起,長年把持權力、迫害人民的威權統治者,被迫面對司法和輿論的審判,此刻正是追討黨產的有利時機。

然而,共黨高層顯然無意割捨黨產,中常會甚至決議「保住黨產以滿足選舉需要」,因此,獨立委員會剛開始運作的前幾年,經常面臨來自共黨的強烈阻力。

長年擔任獨立委員會主席、出身西德內政部的漢摩爾史坦(Christian von Hammerstein)就抱怨,前共黨人士堅不合作,若非「交代不清,給的文件不完整」,就是堅稱財產為合法取得,一旦某筆黨產被委員會確認為不當,就立刻向法院提告。而且委員會剛成立時,人手和經費都不足,查起來很辛苦,「這麼龐大的(黨營)事業體,外人實在很難一窺究竟。」

因此,德國媒體當年把追查黨產的過程稱為「尋寶」,不看好獨立委員會能為人民討回多少財產。《明鏡週刊》(Der Spiegel)一九九一年的一篇報導就提到:前東德共黨高層從來就沒有意願把黨產交代清楚,要什麼文件都拖拖拉拉,獨立委員會只能「追在後面跑」。

假信託之名分散資產

更棘手的是,共黨高層趁一九八九年到一九九○年統一前夕政局動盪的幾個月,以信託的方式成立了一百六十多家人頭公司,用分散和地下化的手法隱匿資產,讓獨立委員會疲於奔命。柏林的法院在一九九五年的一次判決曾指出,共黨用信託方式轉手財產,目的是「規避獨立委員會的控制,但有所需時又能隨時掌握」。也就是說,表面看來,黨產雖已由信託人轉給受託人,股份為私人所有,但實際上黨中央仍握有主導權,獲利仍須上繳。

在多次要求說明,卻未獲得共黨回應之後,獨立委員會在警方的支援下,搜索黨部和代書事務所等共五十多處,扣押多份機密的信託契約。這些契約後來就成了獨立委員會呈庭的證據,證明這些「稻草人公司」(獨立委員會的用語)就是黨產。

除了假信託之名試圖隱匿,東德共黨也試圖將資產偷偷移轉到海外,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委託蘇聯共產黨在莫斯科成立的Putnik公司。共黨以援助第三世界為由,匯出上億馬克到Putnik設於挪威和荷蘭的帳戶,沒想到當地銀行發現資金流動異常,向德國的檢調單位通報,而使此事曝光。

黨產轉手到國外的醜聞,讓前共黨人士形象掃地,結果導致更多人退黨,對原本就緊繃的財務狀況更是雪上加霜。

切割黨產立足政壇

獨立委員會長年鍥而不捨地重新丈量、追討共黨名下土地,用化學方式重現被塗銷的文件,還與情報單位合作,到國外追查資金流向,經由媒體大幅報導,帶給前共黨人士極大壓力。為了避免落人口實,引發政治鬥爭的疑慮,獨立委員會在清查黨產時,堅持一定要以合法的方式找到證據,主席漢摩爾史坦就說:「就算他們躲躲藏藏,我們從頭到尾都光明正大,經得起最嚴苛的法律檢驗」。

面對如此情勢,前東德共黨非常清楚,黨產問題再拖下去,很難繼續在政壇立足,就如當年為了參選,只好捨棄原來的政黨名稱以擺脫獨裁負面形象,黨產的包袱也遲早必須切割。

一九九五年、也就是東西德統一後的第五年,由前東德共黨高層領導的民主社會主義黨,終於與獨立委員會在庭上達成和解,前者同意放棄共黨所有財產和請求權,只保留聯邦黨部等四處不動產和少數動產;協議中並附加但書,如果黨產隱匿被查出,民主社會主義黨得支付雙倍罰金。

隨後獨立委員會還為追查人頭帳戶,到瑞士等國打官司,確定「再查下去也不會有結果」後,在二○○六年宣佈解散,總計為國家和人民討回十六億歐元(約合新台幣六百億元),並公布結算報告,詳細紀錄追討的過程和黨產繳回後的用途。獨立委員會主席漢摩爾史坦,也因「重新恢復政黨競爭機會的均等,為統一後德國的民主做出巨大貢獻」,完成高難度的民主工程,榮獲聯邦政府頒發十字勳章。

用在民眾看得到的地方

由於追討回來的黨產,按照兩德政府在統一條約的約定,必須用於前東德地區的建設,獨立委員會因而將黨產按人口比例分配給德東各地的邦政府,由地方官員自行決定用途。至於怎麼用,就如當年推動黨產清查的東德末任總理德梅基耶來台訪問時的建議,討回來的黨產最好「用在民眾看得到的地方,才會獲得更大的支持」。

比方說,德東的布蘭登堡邦政府(Brandenburg,面積相當於台灣),就從分到的黨產當中撥兩百萬歐元(台幣七千萬)給公立的社區音樂學校購置樂器,幫助弱勢兒童學音樂。柏林的伯爾恩霍爾姆街(Bornholmer Strasse),是圍牆被人民推倒當晚最早開放的關卡,該地長期展出的歷史照片展覽,經費也是來自黨產。

總計追討回來的黨產,有四成拿來清償政府債務,三成振興地方經濟,兩成用來修復古蹟和補貼文化活動。

用黨產記取歷史教訓

不過,德國國會利用台幣四十億元黨產所成立的「聯邦處理德國統一社會黨獨裁政權基金會」(繁體中文手冊下載),才是最廣為人知的黨產利用方式,相當程度影響一般民眾對東德歷史的認知。該基金會的日常工作是澄清真相、為政治受難者發聲、以及歷史和人權的教育扎根,長期目標是讓東德的威權歷史成為全德國的民主資產。

基金會位於柏林市中心的一條小巷,從一九九八年成立至今,已經贊助過三千多場展覽、演講、學術會議、政治受難者聚會、以及紀錄片拍攝和書籍出版計畫,補貼過全國八百多個大大小小與東德有關的歷史遺址設置解說牌。基金會並從「反對運動」、「新聞檢查」、「圍牆下的生活」、「專制與民主」等主題,擇一規劃年度展覽,多年下來已經建立口碑,全國每年都有三千多個中小學,來信向基金會索取免費的展覽海報。

基金會執行長卡敏斯基(Anna Kaminsky),在去年柏林圍牆倒塌二十五週年的紀念日前夕,特地邀請派駐在柏林的外國記者參觀,說明德國反省歷史的實際做法。她提到德國博物館界近年的一個特殊現象:只要展出的內容夠精彩,善用網路等宣傳工具,即使是向來被認為枯燥無味的歷史展覽,也能吸引參觀人潮;就連基金會贊助的東德歷史紀錄片,收視率也一再破紀錄,跌破電視製作人的眼鏡。

基金會過去與學界的關係特別密切,許多與東德獨裁研究相關的博士論文,都能得到基金會的補助。近年來工作重心進一步轉移到中小學,「在民主社會成長起來的年輕世代,已經很難聽得懂獨裁的故事,我們正在和教育界人士討論,什麼才是適合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

現場有記者問,德國給人勤於反省歷史的印象,大眾不會感到疲倦嗎?卡敏斯基回應說:「二十五週年前夕,我們基金會做了一次民調,在十四歲到二十九歲的年輕人當中,有超過六成自認對東德的歷史知道太少,八成的民眾同意,獨裁統治和歷史真相的揭露和反省工作,應該要持續下去,不去做怎麼知道大家有沒有興趣?」

真誠面對威權過去

獨立委員會結束運作後第二年,前東德共黨人士在吸收工會幹部後,又再度改名成左翼黨,以最低工資等左派政見來爭取選民認同,全面進軍國會。左翼黨向來以東德共黨的繼承人自居,過去幾年一直是國會最大的反對黨,卻從來不願徹底檢討共黨統治下的不公不義,黨內部分幹部甚至出身惡名昭彰的東德情報單位史塔西(見系列報導五)。不過,既然左翼黨去年年底在圖林根邦勝選,第一次掌握執政的主導權,其施政作為勢必得攤在陽光下接受檢驗,過去的黑暗面也就無法再掩飾。

身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左翼黨的地方政府首長,圖林根邦總理拉莫若(Bodo Ramelow)去年十二月上台,就向曾被共黨迫害的政治受難者和家屬公開致歉,承諾找出一九八○年代某位知名民運份子在獄中自殺死亡的真相,並宣布將東德歷史的反省作為未來文化和教育政策的主軸。拉莫若對威權過去表現出反省的誠意,一改過去黨內高層的迴避態度,在政壇造成轟動。

歷經民主政治二十多年的洗禮,左翼黨早已是決策從下到上、主張充分反映民意的民主政黨,「讓它做做看」成了輿論共同的呼聲。概括承受共黨歷史遺產的左翼黨,在獲得更多權力後,是否有勇氣面對過去,將威權的負債轉為資產,進而贏得更多選民的尊敬和信任?在共黨垮台、兩德統一即將屆滿四分之一世紀的今天,全德國都在看。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