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居德國多年,曾任「中央社」駐德記者、「聯合報」經濟組記者,現居柏林,從事新聞工作和中德文口譯。
臉書:https://www.facebook.com/yuli.berlin
清查公務員建立公信
在威權政治的深層結構,公務員與情治機關難免有一定的連動,有時還身兼警察國家的打手,當政府轉型成民主後,倘若無法就公職人員的責任有所釐清,人民將無從信任政府。因此,史塔西檔案局當初成立的主要目的,就是清查前東德公務員和史塔西的關係,積極重建人民對政府的信心。
《史塔西檔案法》明定,各政府機關主管,得向檔案局提出詢問,要求釐清轄下軍人、公務員、法官、議員、選務人員,在東德時期與情治機關的關係,另外,受僱於國家運動代表隊、媒體、醫院等公共機關的員工,也適用辦理。如果檔案局發現其中某些人確實是線民,比如曾定期向史塔西報告同事的行蹤,或擔任監視同學和打小報告的職業學生,那麼檔案局就會出具報告,提供他們與史塔西合作的時間長短、方式、以及當年被吸收為線民的背景,供各單位主管參考。
20多年來,史塔西檔案局已經調閱過近50萬名公務員和公共機關員工的案底,其中,好幾萬人因為當過線民而被革職或調職。那麼,政治背景與工作能力稱職與否的判斷標準為何呢?
「我們只負責出具書面報告和證據檔案,至於是否任用,由主管和當事人溝通後自行裁量,我們不做任何建議」,楊恩說。主管根據檔案局出示的文件,判別當年打小報告的人,究竟是出自政治信仰而效忠黨國,想升官、貪求名利、怕丟掉工作而迎合上意,還是因為把柄落在特務手中,逼不得已才出賣同事和朋友?如果是後者,主管也可能認定情節輕微,而留任這些員工。
「即使是線民,也有自願與被迫、程度輕與重的差別,主管要看過檔案後才能判斷,」楊恩說。至於那些曾經為情治機構工作的人,為何不適合再擔任公職?「政府機關為人民服務,前提是要得到人民的信賴,難道說要讓人民不信賴的人當官?隱瞞自己與史塔西關係的人不只是欺騙長官,也是欺騙人民。」
解讀檔案認識專制
情治機關是獨裁政府最權威、也是最敏感的部門,內部往來公文和報告,鉅細彌遺紀錄當權者的決策經過,對有意還原歷史真相的研究者來說是一大寶庫。1990年代史塔西檔案剛解禁的時候,整個德國歷史學界最熱門的研究主題之一就是史塔西。
楊恩說:「許多記者和研究者透過史塔西檔案,來了解當局的決策過程,例如誰下令監聽、選舉如何作票,進而掌握整個獨裁體制運作的模式。」不過,基於保護第三者隱私的前提,《史塔西檔案法》對學者和記者調閱檔案有非常嚴格的限制,「當事人沒有同意,誰也不能翻他的案底,與研究主題不相干的檔案也不准調閱。」
有記者問到,傳言出身東德物理學家的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還沒從政前是史塔西的線民,梅克爾本人也爆料,史塔西曾派人試圖吸收她,但因為她「大嘴巴」的個性而沒有成功,對此媒體該如何求證?楊恩回應說,梅克爾來過檔案局看自己的案底,「但除非她本人同意,不然任何人都無權過問。」
不過,楊恩微微一笑,補充說:「檔案開放這麼久,這麼知名的公眾人物如果是線民的話,大家應該早就知道了。」
監聽譯文全都露
史塔西檔案局本身也設有研究部門,專門解讀情治檔案,到目前已出版上百本專書,深度探討史塔西的組織、吸收線民和蒐集情資的手法、以及史塔西聯手政府部門打擊反對運動的內幕。楊恩說:「學術研究是檔案局的工作重點,我們的出版品,特別適合做歷史研究者的參考資料。」檔案局出版的所有專書、刊物和解說摺頁,幾乎全部可以免費索取,或在網站直接下載。
以今年柏林圍牆倒塌25週年為例,檔案年初開始就出版專書,從史塔西的角度還原和平革命的經過。舉例來說,《四面楚歌》(Ueberall kocht und brodelt es...)一書,紀錄的是萊比錫和德勒斯登(Dresden)的群眾示威,內容有大半是印上「高度機密」的公文和文件,包括鎮壓群眾運動的任務分組、私人信件檢查後的匯整報告、示威現場的蒐證照片、以及線人所呈報的便條紙。書中除了特務的姓名和線人的化名,只要出現第三人的名字就被塗黑。
另一本9月才問世的新書《長話短說!》(Fasse Dich kurz!),更是威權政治研究的突破。兩位研究者在獲當事人同意後,首度發表史塔西監聽民運份子的電話譯文,並與其他檔案交互對照,分析譯文如何作為檢調辦案的證據。作者特別指出:「在美國國家安全局爆發監聽醜聞的此刻,東德這段歷史,有助於認識官方的情治單位如何監聽和濫用監聽。」
楊恩也藉此書比較威權體制和民主政府同樣有情治單位,監聽手法大同小異,但目的可能是南轅北轍:「獨裁國家的秘密警察,是用侵害人權的手段來維繫黨國統治,反之,民主國家的情治單位是人權的守護者 ,媒體和大眾應該對這一點有所警覺。」
他認為,既然情治單位的任務就是窮盡一切手段來獲得情報,那麼,如何建立出一套監督機制,讓特務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確保情報不被當權者利用,對民主國家來說是很大的挑戰。「多去了解過往的威權怎麼監聽,能幫助我們思考轉型民主國家之後情治單位的角色,這正是我們出版這本監聽譯文的用意。」
流言加深對立
即便國家已經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政壇卻充滿對立,每到選前就有人捕風捉影,指控政敵是過去的抓耙仔,被指控的人也急忙撇清,社會充滿不信任感。這樣的情形不只在台灣,在中東歐的前共產國家也很普遍。楊恩認為,這可能與這些國家沒有真誠面對威權遺緒有關。
「情治檔案如果繼續由少數人把持,很容易被拿來作為打壓異己的工具,唯有讓檔案開放,真相大白,社會才不會受過去的仇恨所困。」楊恩舉波蘭等東歐國家為例指出,在共黨情治檔案還沒解禁前,社會上到處是流言和陰謀論,被指控的人也只能辯解,很難把事情交代清楚,「直到幾年前檔案解禁,民眾把謠言和真相分清楚,信賴感才慢慢取代原本的對立。」
楊恩還舉德國公共電視台兩年前播放的紀錄片《接觸敵人》,來說明真相大白與同理心如何帶來和解。片中一位東德大學生,因在課堂上提太多尖銳問題而被學校退學,轉將心中想法向同年紀的好友傾吐,沒想到好友卻偷偷把他的想法向史塔西報告,導致他坐牢五年多。
真相與同理心促進和解
這是個真實故事,導演讓久別30年的兩位友人重新見面,白髮蒼蒼坐在同一張桌子上,一起翻閱其中一人當年為史塔西做的報告。在交換意見和回憶的過程中,從前敵對的兩人,開始試著去理解對方當時的想法,最後還一起到監獄參觀。導演說,這是個有關「友誼與背叛、希望與失望、和責任與原諒」的故事。
「檔案沒解禁,這種事就不可能發生,」楊恩說,「我們檔案局不是為受害者尋仇,也不是在清算加害者,而是把真相和責任釐清,開啟和解的可能性」。東德共黨統治時期,坐過牢的政治犯至少有20萬人,檔案局不只提供他們受迫害的真相,協助他們司法救濟和申請補償金,還鼓勵他們平心靜氣與從前的加害者對話。
「我自己也跟當年把我驅逐出境的史塔西軍官見過面,他當面跟我解釋事情的來龍去脈,對自己的所做所為表示後悔,兩人都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楊恩對這次見面的心得是:「有些人說不要一再去撕裂傷口,可是,有的時候,傷口就是要打開才能復原。」
也有多位昔日的特務和負責看管政治犯的獄卒,為了平息內心的不安,主動打破沈默,在檔案局主辦的講座活動擔任與談人,前史塔西軍官羅思(Bernd Roth)就是很好的例子。他三年前寫了一本書:《一位史塔西加害者的報告》, 詳細描寫自己被吸收成特務的經過,還在臉書上成立粉絲頁,分享與轉型正義有關的新聞,「我不是要你們接受我,只是希望大家把自己的故事講出來,促進彼此的了解。」
獨裁已經過去
史塔西檔案局就位於當年被民眾佔領的史塔西總部,每月都舉辦導覽,讓民眾得以一窺情報單位究竟,不僅我們這個外國記者團對它有興趣,來自各國的訪客也絡繹不絕;尤其是同樣走過威權的東歐國家、西班牙、和突尼西亞、埃及等阿拉伯國家,都曾派人來柏林了解德國處理情治檔案的經驗。在台灣推動轉型正義的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獲旅德僑胞的邀請,兩年前也派代表來參觀,對史塔西檔案的保存和開放留下深刻印象。
「身為記者,我一輩子都在學新的東西,本來就不太容易大驚小怪,可是,擔任檔案局長這些年來,我還是不時感到詫異,」楊恩感慨,「當你知道人性有這麼多陰暗面,可以踐踏人權到這種地步,連最親的人都可以出賣,不免感到沮喪。」
不過,「我每天來上班,還是多少有鬆一口氣的感覺,因為我非常確定,獨裁真的已經過去了,」楊恩說,「獨裁是可以克服的,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大聲說,我們知道真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