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共識,才有未來—台灣文學研究體制危機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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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9月28日起接連舉辦三場的台灣文學青年論壇於近日落幕,幾可視為是近年來首次由新世代的研究生團體(捍衛台灣文史青年組合,簡稱捍台青)協同官方(台灣文學館)與民間(前衛出版社)共同針對台灣文學研究體制的總檢討。三場論壇的主題包括體制化歷程的反省、台灣文史教育的回顧、台灣文學與文化政策的推廣等,會議手冊並針對上述議題發表專文,直接面對當前台灣文學研究體制發展的限制與困境。

可惜的是,即使本系列論壇不僅具備相當的開創性,同時兼顧了議題的廣度與深度;但是,三場論壇罕見政治人物或新聞媒體的關心,甚至連學科內部本身的參與程度也有待加強。這樣的結果縱然讓人感到遺憾,卻也似乎反映當前台灣研究體制「內外交迫」——對外失去與台灣社會的直接連結,對內缺少發展的共識與戰略的情境。

多音交響,從何而來?

觀察馬政府、特別是文化部近年來對台灣本土文化的施政態度,簡單來說便是以行政、庶務淡化原本的專業內涵;同時又以所謂「國際」為名,持續失衡地擴大與「中國」的交流,進一步稀釋原本便不豐厚的文化資源。前者或可以台灣文學館館長、副館長任命案為例,後者則可從文化部專案的預算分配看出端倪。是故,即使台灣文學館翁館長誠意十足的全程參與了論壇,卻仍然沒有在論壇中對台灣文學的未來發展提出專業的政策或願景。

然而,正當台文館「不忮不求」之際,台灣文學研究圈卻呈現了兩種不同的現象,大抵上,台文系所師長參與本次論壇的態度消極;另一方面,現場師生們各自對於台灣文學體制發展的期待與想像或有落差,意外地呈現「多音交響」的有趣現象。面對這樣的情境,或許恰好顯示出台灣文學研究體制發展迄今的缺失——因為未曾全面反省體制化歷程的貢獻與局限,自然也無法探問台灣文學研究的未來要走向何方?

台灣文學系所的建制與崩析

1997年真理大學(淡水工商管理學院)成立了全台灣第一個台灣文學系,2000年以降,台灣文學及其相關系所大量成立,一時蔚為顯學。截至目前為止,台灣文學系所已有博士班五所(成大、政大、台大、師大、清大)、碩士班十餘所、大學部四系(師大、成大、靜宜、真理)的規模,而原先廣設碩士班,缺乏大學部、博士班的橄欖型結構,也在近年來轉變為大學部與博士班數量相似、碩士班較多的鑽石型結構。

倘若就爭奪文化場域話語權的角度著眼,台灣文學系所的存在與文化主體性的確立有著不可切割的關係,然而,正因為台灣文學系所的發展趨勢與台灣民主化的歷程緊密結合,自然也在二次政黨輪替以後,受到馬政府「去台灣化」、「泥土化」或「再中國化」等政策的猛烈反撲。另外一方面,成立不到二十年的台文系所還來不及在大專院校開枝散葉,也尚未在師資培育等方面立定根基,這一切外在環境的變遷與學術再生產機制的缺陷,在在使得台文系所在遭逢社會結構變遷、少子化浪潮衝擊時遠比其他人文學科(特別是在課程、社會既有形象等都較為相似的中文系)更迅速地面對招生困境,系所與課程設計轉型的呼聲也隨之接踵而來。

業界與學界:當就業成為一個真/假議題

台文系所面對時空環境的變化與限制當然不能坐以待斃;然而究竟是要深化體制內戰線,在學術再生產方面完成台灣文學研究體制化的未竟之業?還是趁早「軸轉」(Pivot,在精實創業的概念中,軸轉指的是快速推出產品、快速更新,根據市場反應迅速修正方向)朝向大眾傳播、語文創作或文創產業發展?就變成了目前各個系所所面對的共同課題。

以台灣高等教育的現行概況觀之,位於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大學部與研究所等不同的台文系所對於教學內容與專業訓練的目的本來就莫衷一是。本次論壇所存在的一個現象在於,就當國立大學的台文系所(偏研究所)仍思考課程大綱是否符合系所專業的同時,私立大學(特別是大學部)早已在經營走向朝業界的需求(不管或真或假)靠攏。於是,這種情況也相當程度上反映出台灣文學研究的人才培育鏈存在著一定的斷層與落差(是好或壞,還有待商榷)。

原則上,大學教育的功能本來就並非只是提供產業界的預備軍;但是,組構學科專業知識的課程大綱也不是一塊不容動搖的鐵板!台文系所究竟要朝什麼方向前進?追根究柢還是必須在未來以跨校、跨師生、跨學科、跨領域的方式重新思考、凝聚共識,才有可能面對猶未可知卻必然險峻的將來。

遲來的組織,必要的共識

台文系所因為體制化初期「兄弟登山,各自努力」的影響,迄今還沒有成立全國規模的學會、聯誼會等組織,再加上學術就業人員往往在升等壓力下自顧不暇,反而使得台文系所在體制健全以後失去與台灣社會的連結,罕見集體針對教育部、文化部或文化場域集體發聲,社會影響力大打折扣。只是,近二十年過去,台文研究有關課綱設計、教學方法、教材選輯等方面也似乎到了可以回顧、檢討的階段。

事實上,所謂「軸轉」(Pivot)強調的關鍵應該是「主軸」,而不是「轉向」。換言之,具備文化主體性的台灣研究學門不僅在學術場域有其專業價值,在社會場域上更具備著特殊的影響力。台文系所的存在原本就不應該放棄對於知識挖掘的熱情;但是,如何擴大其在教學現場的直接影響力,從而為文創、出版等提供真正「識貨」的消費客群,進而爭取文化場域的話語權、詮釋權,其實也是遠比適應就業市場需求更為迫切的課題。

總而言之,馬政府的傾中政策雖然間接影響台灣文學系所體制化的發展,但是當年在學術體制建立之後未能順帶成立一個全國規模的、具備學術交流及其他功能的組織團體,自然無法凝聚學科內部的集體共識,全盤思考未來發展的整體視野。於是,當台灣文學系所逐漸成為大學校園內另一座象牙塔之際,也就可能失去以往直接連結台灣社會的真誠與熱情。關於台灣文學研究體制未來發展的歧見與差異,終究得靠有志之士一同尋找共識,才有可能為台灣文學的耕耘與紮根找到另外一個光明的未來。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