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町小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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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好友來到台灣,要招待晚餐時,我往往喜歡帶他們去吃日本料理。甚且,我也不會帶他們到條通的日本料理一級戰區,而會選擇萬華、西門町一代的台式日本料理。這裡的生魚片往往切很大,並沾上台灣人才吃的醬油膏;吧檯廚房忙著煎煮炒炸,內外場吆喝不已。店裡放著小林幸子的演歌,客人和頗有年紀的服務生點菜時,開口閉口都是台灣腔的日語菜名。這時我會正色告訴同行友人,其實你們今天吃的不是日本料理,而是「台式日本料理」。

作為前殖民母國,日本與台灣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種連帶,從語言中稍具現代意義的名詞,都以日文表達可以看出,如ドライバー(螺絲起子)、ペンチ(虎鉗)。如果去修車廠,師傅也會不斷地使用日文名詞和你解釋什麼東西壞掉,比如クッション(避震器)、ハンドル(方向盤)。如果師傅不對你說這些名詞,有時你甚至會懷疑他根本不懂修車。

食物更不用說,台灣到處充滿具有台灣特色的日本料理。他們不僅供應日本菜,也經常供應大火現炒的青菜、海瓜子、炸花枝之類日本人不會這樣吃的台菜。這些店的牆面貼著幾張麒麟啤酒廣告,讓店裡往往也有點日本味,但和條通那種日本一級戰區相較,又絕對是屬於本土男兒的氣氛。甚且,下町的小料理店絕少日本人光顧,來往都是各階級的台灣人,也因此有著跟日本截然不同的飲食習慣。除了菜一定比較大盤外,也可從店鋪供應的清酒看出,條通的清酒、燒酒種類繁多,令人眼花撩亂。但下町的清酒僅有溫酒與冷酒兩種,品牌不明,而且大多數的客人都喝啤酒。

正如戰後遺留的各殖民地,菲律賓和可口可樂、印度和內閣制或者香港的重慶大廈,後殖民的各種文化總是比鄰而居,相安無事,甚至發展出本土特色,而和現代產生激烈撞擊。我的第一台車是飛雅特,有次壞掉拿去修理,門口掛著Honda招牌的店裡,師傅看了半天搖搖頭說他沒辦法,落下一句狠話,他說「歐洲人的頭殼生的跟阮不同款」。後來有第二台車時我於焉學乖,改開大家都會修理的日本車。

日本的親近性在生活中無所不在,但我小時候所經歷的教育,卻是仇日的,這讓我們的生活與學校有了巨大的落差。在社會上,日本遺跡處處,凡走過必留下痕跡,連西門町的媽祖廟也放了幾尊當初沒遷走的弘法寺石佛;在學校裡,課本卻敘說著日本如何可惡,老師也偶爾加上一句「小日本」的評語。當時我十足感到困惑,日本好歹也一億人口,比起台灣哪裡小?

在我的家庭中,日本遺跡更是清晰可見,西門町的祖厝其實就是日本人撤退後留下的房子,二樓起居室是榻榻米,家裡的佛像還是日本人戰後遺留,藏在夾層中多年後被意外發現的。

家庭生活中,日本也常習的存在,家族聚會喝嗨了,大人們就高唱演歌;生日聚餐,也經常選在日本料理。因為經營旅行社,常有日本客人進出;父親的書架上,也時常都擺滿了文庫本。甚至姊姊大學推薦甄試選了日文系,大家也覺得理所當然。日本在我的生活裡,似乎一直如此毫無疑義的存在,教科書的種種內容,則始終和「三民主義統一中國」一起被我嗤之以鼻,我這樣長大,也一直以為尋常人家的生活皆應如此。

多年後,有天在下町的某間日本料理吃著尋常的握壽司。老婆突然說,認識你以前我從來沒吃過生魚片,也不吃日本料理。我心裡一驚,想起幾度在她長大的客家小鎮上閒晃,似乎也不曾看見過什麼日本料理店。於是想,這種親日本的生活風格,也可能是福佬人聚集的老城區所獨有。

微甜的醬油膏口感和直衝腦門的わさび(山葵)交疊在魚肉與米飯之間,我喝下一口ビール(啤酒),摸摸腦袋,牛頭不對馬嘴的回答她,土耳其人在維也納留下的咖啡,摩爾人在葡萄牙留下了清真寺,凡走過必留下痕跡,日本人也在台灣留下了混雜本地色彩的生活風格,和都市下町的台式日本料理,以及許多發音特殊的台語外來語,也許只是你過去沒有發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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