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出生,歷史系畢業,書寫社會政治評論,是被迫的,因為這一代人「被回歸」,光輝歲月早已過去,黑暗時代徐徐君臨。上一代快要退休老去老死,一切由我們這一代承受。
七月一號﹐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大陸。97年之後,這天就成了公眾假期。「七一」遊行,自97年已經開始,至零三年達到高峰。政治上,新政府管治失效,與英國時代形成強烈對比,零三年香港政府更想通過《基本法》23條,即國家安全法,民間極為不滿;經濟上,SARS疫潮全方位打擊香港經濟,中產賴以維持社經地位的房地產及股票市場尤其受創,最終促使了約五十萬人上街抗議,香港及北京政府大為震動。《廿三條》因而被擱置,推銷官員下台;泛民主派多個政黨乘此氣勢,在選舉大勝。2005年,首任特首董建華以「健康理由」辭職下台。
圖說:香港佔中。圖片來源:蘋果日報。
零三年的七一遊行似乎有力促成政治局面翻天覆地,因此七一遊行成為了「公民社會」的政治傳統。遊行人數被視為民怨的寒暑表。每一年「六四七一」之間,都是泛民主派政黨的動員季節。作為多個民主派大黨金主的《蘋果日報》,亦會落力宣傳,當日更會在報紙頭版附送示威標語。
泛民政黨和許多香港人都傾向相信,當年是七一遊行令北京「收手」、特首下台,因此,七一在香港是一個被神化的圖騰。當年遊行的一切,都被賦予不可思議的象徵意義。例如當年遊行很有秩序、連垃圾都不會留下,這些政治參與的特質,到今日仍然被視為「想成功促成改變」就必不可違反的天條。這種的想法,多年後發展成泛民主派全面擁抱的「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教條。
英國最後的二三十年管治,是不民主的賢人政治,後來逐步開放衣冠楚楚的代議政制。壓力團體和政黨只要出來拉橫額、遊行、示威,香港政府通常從善如流,大家都有面子下台。因為英國在香港的統治,實質上是異族統治,其管治合法性,全看其管治成績。除此之外,她亦要維持一種對民間的開放假象,通過各種諮詢機構,盡量將門路打開,營造出一種與民共治的感覺。
因此,當年的壓力團體和政黨,並不需要像南韓、台灣、日本那樣在燃燒彈、催淚彈、水炮和防暴警察之間抗爭。他們只要和平請願,就可以得到政府善意回應。然而,這種良性循環在零三年之後已一去不返。
零三之後,中共一改「回歸」初年的不干預政策,將中聯辦(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權力擴大,香港開始出現兩個權力中心,一個是港府,一個是中共的直屬機關。五十萬人上街後,中共回應香港民怨的方法,是用經濟手段對治經濟動物:開放自由行,用大陸的遊客和熱錢迅速令香港經濟回春。幾年之後,惡果紛呈:經濟單一依賴大陸,使大陸官民對香港也不需要再客氣。自由行陸客來港撒野,無日無之;京官對香港事務指手劃腳,多不勝數。香港政府是由北京指揮,在香港已經是公開的秘密。
北京對香港事務也越管越細,也不再理會「一國兩制」或者輿論反應,手腕越見粗暴。拖延普選、干擾各級選舉、濫權打壓示威者,看麻木了。早前中共國務院更推出了《「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書,公然宣示「一國」大於「兩制」。
香港人每年參與七一遊行,政治狀況卻每況越下。民間對於固有抗爭模式,漸感焦躁;泛民主派的談判妥協路線、香港可以對大陸輸出民主的想法,大受質疑。中共已經關起談判大門;「香港回歸中國」的官方詮釋,意味著中國統治香港是天經地義,是基於國族血緣不可挑戰的合理性。因此中國對香港,不如英國般小心翼翼。去到最後,你仍不滿意,愛國流氓就會辱罵:「你們不認自己是中國人嗎?」中共的「中國夢」,是民族主義,是極權流氓最後的避難所。中共在香港的管治,也已經拋開中英之間的規定,而只訴諸武力和民族狂情。
香港這一代社會中堅,以往受英國管治所洗禮,他們既是經濟動物,又沉溺於自己的靜好歲月。比起許多曾受威權政府統治的人,他們更欠缺抗爭意識,一廂情願認為政府會在市民齊齊「站起來」、遊行、請願之後退讓。「和平佔中」其實也是這種思維的延伸。
妥協、移民,是他們面對社會問題的心態。他們迷戀著零三年的光輝,希望遊行人數很多,奇蹟會再出現。就是這種妄想,令香港的公民社會越來越退縮,甚至轉去消費被迫干政的未成年學運團體,謂其純潔、無機心,對他們說幾句「香港的未來靠你們了」,再以「和理非非」掩飾自己的懦弱。
當有行動者願意將抗爭推前一步,泛民主派卻抹黑其別有用心。他們看著台灣的反服貿抗爭,熱血沸騰、搖旗吶喊,甚至專程飛到現場「體驗」,但轉個頭來,對香港自家那些激烈程度不及台灣十分之一的抗爭者,卻大肆批判。香港社會就是充斥這些葉公好龍的社會名流。靠他們與雄起發惡的中共周旋,就像「七一」遊行推倒政府一樣,同樣是一個美麗但不設實際的幻想。上一代人的牌已經打完了,但香港社會仍未找到新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