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明文物館籌備計畫協同發起人、獨立研究者、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共生音樂節發起人;桃力發展協進會總幹事,《史明口述史》企劃協力。
上個世紀我們被迫接受一個不存在的、想像的中國;如今又非得在國民黨、共產黨的協力之下,朝向一個中國的想像共同體。
圖說:蘭嶼達悟族的拼板舟。圖片來源:維基圖庫
因為地緣政治的關係,台灣文化主體性的形塑一直受到外來因素(殖民者及其他)的影響,從2008年二次政黨輪替開始,國民黨介入語文、歷史與文化的手段愈趨細膩,政策內容卻更復古保守。今年年初高中課綱微調與台灣文學館館長任命案引起台灣社會的相當關注,縱使一度因為學運而埋沒,旋即又在全國研究生台灣文學研討會與論文補助是否取消的爭議中再次登上新聞版面。
被古河洛語、閩南語與華文遮蔽的台語
如同《獨裁者的進化》中所描寫的,馬英九修正過去「去台灣化」的方法,不再以禁止、壓迫等強勢的手段正面與台灣意識發生衝突,而是對外聯合中國崛起後所夾帶的中國文化論述;對內則分別從教育、媒體、出版等面向滲透、扭曲,化洗腦於無形。不管是內涵相對複雜的「日治」與「日據」之別,或者僅僅只是「臺」、「台」的繁簡之分,國民黨有策略地在語文、歷史與文化方面採取了以去政治化之名行再政治化之實的新文化統合策略。
於是,馬政府表面肯定台灣語文、歷史與文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卻無時無刻尋找嵌合台灣與中國的契機,藉以模糊台灣主體性及其有別於中國的特殊性。舉例來說,一般大眾慣長使用的「台語」便不見容於馬政府,教育部以閩南語、古河洛語等詞彙交替使用、取代台語一詞,無視語言在人、時間與空間的移動過程必然出現的浸滲與轉變現象。更值得注意的是,國民黨迄今亦逐漸拋棄其戒嚴時期刻意強調的「中華文化正統」,過去台灣社會被迫使用的「國語」一詞,近年來也逐漸地被華語、華文,甚至普通話所取代。
漢字、華語與華文是台灣文化不可避的他者
由於台灣社會過去缺乏理清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文化承繼關係;再加上,台灣主體意識也從未主導教育、出版與媒體等領域,進而從未完整地辨析漢字、國語與華文等詞彙之間的區別。事實上,所謂言文一致的國語經常是各個民族國家在創立之際一併形成的產物,台灣因為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戰前、戰後都未能參與語文整合的過程,只能被迫接受統治者(日本、中國)語文整合後的結果。
不管是日本或者是中國,先後施行的兩次國語政策在在讓台灣社會既存的多語言情境被掩蓋,從而影響了台灣內部不同語文的現代化(言文一致)進程。這也使得語文與政治認同在台灣形成了緊密的連帶關係,弱者除了努力保存自身文化與語文的完整,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對強者、他者產生敵意。只是,即使北京話、白話文在戰後的台灣享盡一切優渥的待遇,一味地將漢字、華語、華文視為必須全然排斥的他者,亦也可能是反歷史的主張──台灣自漢人移入以降便持續使用漢字,更在不同階段滲入了不同語言、文字、文化的元素,已然發展成具備台灣特色的、自己的語文(可參考陳培豐《想像與界限:台灣語言文體的混生》)。
因此,當台灣大眾越來越習慣於「華□」,卻對「中」、「華」與「台」之間的內涵差異一無所知之際,全然地排除、拒斥只會讓馬政府逕行的新文化統合策略更稱心如意地登堂入室。我們必須認清:至今在中國、港澳、台灣、東南亞等地經常被使用的「華語」、「華文」、「華人」,背後隱藏的絕非尊重不同地域、人種、社會、歷史與文化差異的概念,而是一種以偏概全、以喻符代替喻旨、以漢字創造認同的──新帝國的想像。
文化例外,台灣例外
上週末中國前海協會會長陳雲林率領海協會書畫藝術交流團來台進行所謂的文化交流,與此同時,中國的藝術家、文化人們正因為六四前夕的緊張氣氛而遭到中國政府的不當監視、監聽與濫捕。馬英九與龍應台等人一心一意致力於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交流,對於中國目前濫用國家暴力的現況卻未發一語。
事實上,中國並非台灣唯一可以文化交流的對象。馬政府沒有告訴我們的是:紐西蘭的原住民族毛利人與台灣原住民族的淵源也深,台灣極有可能是南島民族往南發散的起源地。另外,紐西蘭在與其他國家簽定經貿協定時所堅持的「文化例外」原則,其實更是給予台灣的珍貴啟示。因為,當我們將相同、單一視為是文化交流的前提,文化本身也就失去其各自的差異性與創造力。唯有文化與人、土地之間的緊密連結不被金錢所收買,文化才能自外於商業資本、跨國貿易的交換體系。在歷史的迷霧與當前的紛擾中,我們唯有提出「台灣例外」來肯定複雜與差異的價值,藉此捍衛台灣文化的真實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