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
自2008年馬政府上任之後,開始了一系列對中開放的政策。根據馬政府的邏輯是透過交往(engagement)經略中國,也有人批評ECFA是扈從(bandwagoning)之始。暫且先不論這些思維是否合理,或只是意識型態的產物,筆者發現,四年下來帶給台灣的,是一波新的中國熱。
這波中國熱之炒作,有別於中國改革開放初期聚焦於經濟利益,而是由內外交互作用產生,想要更了解中國的動機:外部因素主要來自中國崛起,相較於西方的逐漸衰弱,世人(當然包括台灣)驚艷於中國模式的成功,故心向往之,加上本國經濟蕭條,不少人前往中國找尋工作機會。
此外,馬政府大舉開放陸客來台觀光及自由行,除了觀光收入外,同時也帶來了雙方人民近距離接觸下的效應。目前尚無法評估這些陸客在見識過台灣民主制度之後,會有甚麼變化(或是會帶給中國甚麼變化)?但,對台灣內部來說,卻引起了某種程度上的興趣。
因為在過去,中國做為意象中的他者,通常有著兩樣面貌:一為透過歷史教育或傳統思維而延伸出的想像祖國,另一則為本土化後國族民主締建後,對台灣具有野心的實質敵人。上述這些論述多半來自於政黨、學界及媒體議題設定的結果,並不是多數台灣人民自己生活與經歷的體悟,而透過中國崛起與陸客來台,能幫助台灣人民重新思考對中國的態度。
其中有種悖論叫做推動中國民主化,主要內涵在於若一國民主化成功,則民主國家之間基於選民監督、政策透明、價值觀接近等因素,不會發生軍事衝突,也就是西方學界所謂的民主和平論(democratic peace)。再者,若該國民主化成功,其國內也會走向善治(good governance),奉行市場經濟、以自由主義為依歸,同時尊重人權等普世價值。
關於民主和平論的謬誤學界已經討論太多,本文不欲在此著墨,而是想分析這種論述是否適用於中國與兩岸?要解決的問題是,一國民主化過程中所可能產生的危機,這是因為該國政治人物為了爭取選票,往往以廉價的民族主義情緒進行政治動員,容易導致國內的族群衝突及對外戰爭。
看看中國,在自由化的當下是否已經產生了類似的情景?維藏種族的對立嚴重、日菲等國的領土爭議,都是民族主義鼓動下的產物,而這還是共產黨政權以大量國安經費維穩下所能控制的局面。
若是透過自由選舉,是否會出現激烈的民族主義者藉此獲得權力,實在難以預測,職是之故,西方各國即便基於民主人權的立場,但均不願意看到中國共產黨立即垮台,而是希望透過漸進式的改革,引導中國內化國際規範,以避免區域或人道危機。
易言之,推動中國民主化,未必能帶來西方世界與馬政府預期的結果。就外部看來,中國現在亟需的是法制化(legalization);就內部觀之,則是法治化(rule of law)。即便中國簽署了20多個國際人權條約(不含公民與政治權利公約),但那是基於策略計算下的結果,多考慮不加入某種條約是否會受到制裁、是否會影響聲譽,甚至,是否會喪失與西方世界,特別是美國,對抗的話語權?
亦即,中國參與國際體系,並非切實服膺於普世價值。在這樣的結果下,自然無法讓國內人民以適當性內化其行為準則,也就多可見其人民常常發出激烈言行,讓各國更加憂心崛起後的中國。
而當中國國內政治弊病叢生之際,人民基於相對剝奪感,卻苦無機會進行改革,只好將情緒反映在對外事務上,這次的釣魚台糾紛即是顯例,再度證明中國民主轉型所帶來的不確定因素,將可能撼動亞太情勢,乃至於整個世界。
準此,如何影響中國走向國際法制,乃是台灣必須面對的課題,而不是一廂情願式的認為,以台灣本身的民主發展經驗,便可改變中國的行動與思想,更不該站在道德制高點上,受制於以民主解放中國的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