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政治工作者,現居台灣高雄。
就像是一場球賽裡,雖然我們知道不免有各種球路配球的必要,但心裡面總是會期待期待那些直球對決的時刻。尤其,如果那球可以成為某種運動精神的體現,那將會比單場賽事的勝負更加扣人心弦。
打算參選台北市長的顧立雄,在接受媒體訪問時,坦然地說出支持廢除死刑的立場。老實講,是這場令人矚目的資格賽裡,我私心以為的第一個真正直球時刻。
當然,台北市政,與死不死刑,說實在並沒有太直接的關係。但是一如台北市長所承載的政治角色往往也不僅止是台北市政的治理者,在一場重大選戰裡面,政治人物對價值的表態,對社會必然有深遠的影響。這樣的發言,未必能替事情定調,但常常可以作為進一步討論的起始。同時,我們也希望在漸趨僵固的主流政治裡面,看到勇氣的微光。
什麼樣的勇氣呢?先撇開顧立雄,與台北市長選舉。我們要問,什麼是此時此地,說出來必須承擔高度風險的話語呢?
記得去年鄭南榕殉道23週年的前後,很多年輕人以影像或文字的方式,來作為致意。在這些致意中,他們仿傚鄭南榕,說出這樣的話語:「我是XXX,我主張台灣獨立。」
然而回顧鄭南榕當時說出「我主張台灣獨立」,之所以會同時成為一個標舉百分之一百言論自由的語句,主要是在他所發言的脈絡下,這是政治的禁忌,也是社會的禁忌。鄭南榕大膽說出這句話以後,他要面對的是重重囹圄的加身,以及社會裡大部份民眾的驚懼,這也是這份勇氣值得追想懷念的所在。
放在今天的時空,除了涉及妨害名譽以外,幾乎已經沒有任何言論會直接面對刑事責任。那社會壓力呢?台灣獨立的主張,固然還是有一些反對者,但實質上已經漸漸成為社會的主流,說法或各有歧異,然而怎麼樣都不是一種說出來會變成過街老鼠的言論。而取而代之成為新的公共議題言論禁忌之一的,則是「我主張廢除死刑」。
許多挑戰著社會主流意識的議題,在社會運動裡面倡議是一回事,然而把它提上主流政治的檯面,又是相當不同的另一回事。當發言者將這樣的話語,還有自己,提交給公眾以選票及輿論審判的時刻,所面對的,自然是更嚴苛的反作用力;相對應的,它所可能產生的衝擊力道,也將更為直接。我們更期待投身主流政治競逐的人,大聲說出「我是XXX,我支持廢除死刑。」這將對廢死運動帶來更為深遠的支持力量、更大的社會說服嘗試。
同時,在廢死議題以外,我們也希望能看得到政治人物對信念的堅持。
民主政治當然是民意政治,然而這應該是一個互動的雙向循環過程:政治人物與政黨除了回應民間已成氣候的議題,作出選擇,進行回應以外,同時也可以/應該主動性地提出主張與理念,對人民做出說服,再讓這些理念接受民意的檢驗。而今天台灣的主流政治運作,只剩下前面一半的循環,很多時候,導致了政治命題的貧乏。
這並不是要把政治場域裡面的妥協與委婉通通一竿子打死。「妥協」常常成為進步青年口中的髒字,但實際政治的運作確實是少不了它的,因為面對不同價值觀的折衝,常常必須尋找新的公約數與平衡點;而政治人物的發言,為了緩解衝突、為了避免武斷、為了達致正面效果,它們往往也須要採取一些話術的包裝。但更多時候,我們看到的是,過度的話術把實質主張層層稀釋,最後話語在實質上什麼也沒有表述;而主張本身的退讓,到了讓事情一步也沒有前進的時候,就也已經不只是妥協,而是投降了。在這樣的政治文化下,我們希望看見多一些屬於真實信念的時刻。
我們也知道,「務實」是政治工作者所必需擁有的態度,但這個務實應該是用在理念的實現之上,務實該是為了促成事物,而非迴避事物。就像在廢死議題的戰場也是一樣,如果真的要講「務實」,我們可採取的務實態度,是在現存的社會情勢之下,緩慢卻有效的作為,譬如推動不可假釋的無期徒刑的立法,讓法院擁有更多層次的裁量空間,達致實質上死刑判決的減少。若只是空言「等待社會共識形成」,這樣的態度,永遠無法召喚到社會共識的改變。
這邊也並不是在鼓勵一種「純真」乃至於「天真」的政治行動觀點。真正的勇氣,必然包含著深思;真正的堅信,也必須以理解為根柢。行動者若清楚知道所為何來、清楚認知到可能的後果,知道所穿透眼前的硬木板必須花費多少力氣,卻還是願意去採取行動,那也才是真正的勇氣,以及信念。
民進黨擁有廣大的年輕支持群眾,也需要一代又一代的理想主義標竿。如果顧立雄能夠繼續投出這樣的球風,他仍然不一定能贏得這次選戰,但他就有機會集結號召出這股力量,賦予台灣政治新的命題。當然,這對其他的候選人而言也是一樣。大家都有一樣的機會,可以贏得選戰,或是創造歷史、創造典型。今天顧立雄投出了一顆直球,並不代表整場比賽他就一定能繼續精采;而其他的參選人,也同樣都還握有契機,競爭這場比賽裡面真正的MVP。
同樣的,這也考驗著在旁邊看球的人,考驗我們怎麼看待選戰,還有信念。讓我們值得手中的那一張門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