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http://www.jimlee.org.tw
九月政爭上演後,一位來台的中國留學生看到馬英九以「關說」為由要鬥立法院長王金平,非常詫異地說:「關說有啥好大驚小怪呀?咱們中國人講人情嘛!大陸上順口溜不就說嘛,『有關係就沒關係,沒關係就有關係』!」
等到政爭進一步暴露監聽的不法情事,社會輿論大譁,這位留學生又說話了:「啥?領導人監聽一下人民,又有啥稀奇呀?為了國家社會安全,政府監聽人民可以防止不法,有啥關係?」
一個來自沒有「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國家的人,看到我們不能容忍「關說」、「竊聽」而感到訝異。這種反應,對於已經建立「民主自由人權法治」的普世價值的民主公民來說,也是甚感訝異!
台灣與中國在民主文化上的落差,於此可見一斑。
然而我們雖然比中有餘,但比起世界民主國家,我們的民主文化還很脆弱。
回顧卅二年前(1981)七月,監委尤清在監察院會中表示情治單位經常竊聽人民電話,嚴重侵犯秘密通訊自由。當時這番話竟然引來國民黨籍一堆老監委(張一中、張建中、趙純孝、謝崑山…)的圍攻,他們說「誰怕監聽?監聽有何關係?如果沒有不法的行為,何必怕監聽?」我當時聞之氣結,發表一篇反諷的文章〈尼克森上錯天堂投錯胎〉,代尼克森寫信向這些監察委員羨慕致敬,我用尼克森的口氣,諷刺說「弟當年的水門事件爆發時,敝國若能得有像您們這樣的國會議員為弟仗義執言,諒必弟的總統職位也不會丟得這麼快。」「此曲只應台灣有,美國哪得幾回聞?」「我真恨不得生為『龍的傳人』」。(詳見《八十年代》十七期)當年那些老委員的心態,和前述的中國留學生心態如出一轍。
當年那些老委員即使不講那些無知妄語,在那個所謂「動員戡亂」的時代裡,有「動員戡亂時期郵電檢查條例」的特別法箝制著,警總可以公然派軍人在郵局、電信局檢查信件,監聽電話,人民能耐他何?
但是到了所謂「民主化」的90年代,李登輝已經當上了總統,但是監聽的幽靈依在。有一次有海外回台的台灣同鄉到總統府拜謁李總統,其中一位同鄉對阿輝伯說:「您現在已經當總統了,應該趕快大力改革!」李登輝笑著走近該員身邊,在他耳邊輕聲說:「小聲點,這裡有在監聽!」這位台灣人的總統,在外來集團的勢力下,即使當了總統都還難逃監聽,怪不得被稱為「虎口下的總統」。
今天這個外來政治集團還在靠監聽進行政爭,只是不敢再說「監聽有何關係?如果沒有不法,何必怕監聽?」的渾話。但是號稱要尊重司法獨立的他們,卻可以透過他們開的司法機關,讓監聽的違憲亂法的惡行,輕輕以「違失」帶過!六八九萬的愚民啊!你下次還要選這種惡棍來替台灣的民主政治造孽嗎?
(本文轉載自《自由時報》「李筱峰專欄」)
李筱峰後註:
「李筱峰專欄」的拙文〈監聽今昔觀〉說到:『今天這個外來政治集團還在靠監聽進行政爭,只是不敢再說「監聽有何關係?如果沒有不法,何必怕監聽?」的渾話。』,經讀者指出,其實這種反民主的渾話,馬英九還在講。據2013/9/18報載「藍委提及處理關說案本來站的住腳,為何民調那麼低,代表民眾對非法監聽有疑慮,馬英九回應立委說:『沒有違法,就不用擔心監聽』」原來三十年前那些反民主反、反人權的反動用語,馬英九還掛在嘴邊。特此函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