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是加州大學爾灣分校視覺研究博士,文化研究與動畫學者。
在無法協調迪士尼同意工會活動的情況下,1941年5月28日,迪士尼爆發了正式的罷工行動。估計,全體員工約一千二百多人的公司,有一半的人支持罷工,全體四分之一的人實際參與罷工行動,在公司外舉著標語抗議。罷工期間,迪士尼本人抱持著一貫的拒斥態度,甚至利用代表美國出訪南美洲的親善大使的機會,暫時避居國外。
持續兩個月來僵局無法解決,勞工部交由法官審理,而法官在7月28日做成裁決,結果是工會人士的大獲全勝,幾乎大部份的員工薪水都調漲了一倍,並追溯至罷工起的第一天,工作時數與薪水制度化,而影片工作人員名單也必須完整詳列。罷工活動結束後,在9月21日大家都返回迪士尼工作。
等到十月份華特‧迪士尼本人返回美國,他立刻前往華盛頓要求翻案,即便擁有良好政商關係的身份,依然失敗。同時迪士尼也展開鐵腕,開除工會活躍人士。雖然在法院判決之下,華特‧迪士尼必須再雇回因為帶頭罷工而遭開除的員工,但迪士尼公司內部的氣氛卻變了,因為迪士尼無法容忍「背叛」過他的人。
以往的大家庭和樂融融氣氛不見,取而代之是互相猜疑。最後工會人士在為全體贏得勝利後,卻不得不離開。或又說回來,這未必不是好事。當年離開迪士尼的藝術家,後來自行成立了UPA電影公司(United Production of America),探索以往迪士尼在商業考量下不允許發展的創新美學。
這個大型的罷工活動,為迪士尼公司帶來深遠的影響,除了員工可參加工會組織,和公司談判爭取到許多福利與制度。如果沒有當年的勞工運動,就不會有這些現在看來只是理所當然的基本待遇。他們爭取到像是可以請病假、休假,不用扣薪水,醫療保險,加班費等,還要求影片加入工作人員名單,而不是單單列出華特.迪士尼的大名。
最重要的是,公司建立一套系統化的制度來保障薪資,而不是憑著華特‧迪士尼一人一時的感覺,隨時可調整決定每個人的薪資。但是罷工運動的另一個重大的影響,則是藝術層面上的。由於華特‧迪士尼決定展開秋後算帳的清算行動,這使得許多優秀的人才出走,包括高飛狗的創作者巴比特。外界普遍認為,這個決定使得迪士尼公司的作品從此定型,無法像1930年代的作品那樣多元而充滿創造力。
比起1941年迪士尼的大罷工,在美國勞工部的介入下,能在兩個月經司法做出裁決,成為弱勢的勞動者最堅實的後盾;反觀在二十一世紀的寶島台灣,三個多月來的華隆案政府仍束手無策,台灣政府的確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大家質疑的是,政府設計制度,民意代表監督政府,國家體制應該有能力提出各種措施與權宜,來解決最基本的勞資問題。我相信與其走上街頭抗爭,任何人都寧願好好的工作,安居樂業,抗爭必然是極不得已的下下之策。
對於罷工,有些人可能覺得事不關己,也許自己只是坐辦公桌的,或其他產業,並不是在工廠裡揮汗工作的勞動者。但迪士尼的罷工故事告訴我們,連藝術家有時都必須走上街頭,要求平等的對往方式,誰又知道下一個必須挺身捍衛自身權益的產業不是自己的?可喜的是,台灣在各行各業勞工意識已慢慢萌芽,2000年後藝文工作者相繼成立工會,連高等教育人士也在2012年初成立工會。最終,整體的勞動環境還是必須在制度面上改進,長遠來看,也才能真正提高台灣的產業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