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日常的中斷》:災難與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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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日常的中斷:人類學家眼中的災後報告書》

作者:阿潑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9月5日


二○一一年三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四十六分的那場天搖地動,很快地攻占各個新聞頻道:屋內物品摔落、街道上人們倉皇走避、腿軟且站不起來、馬路上的車子左移右擺、路面甚至崩裂開來……每個鏡頭都傳達了地震的威力。

因為政治資金醜聞,這個國家的領導階層當時都在參議院決算委員會接受質詢。在野黨不斷要求首相菅直人下台負責,菅直人百般辯解,試圖從風暴中脫身。強震就在自民黨質詢告一段落後戲劇性地登場,驚得現場騷動不斷。許多議員反射性地往桌下躲,菅直人則抓住扶手,直愣愣地盯著會場頂棚的吊燈。

就在菅直人離開議場準備召開內閣緊急會議時,自衛隊早已經整裝待命。日本自衛隊的救災職責起於一九五七年,但因相關規定繁瑣,自衛隊在救災之中的角色並不突出──一九九五年阪神地震發生時,自衛隊救援部隊遲至七小時後,帶著鐵鍬徒步進入救災現場,這等怠慢曾受到輿論痛批,《自衛隊法》自此遭到修訂,明列自衛隊應主動救災,強化人員訓練及資源配置,並將救災能量具體告知災害對策本部。

準備出動的救災人員很快發現,這場災難遠超過想像:大水灌進城鎮的畫面也跟著在社群網站上奔湧,海嘯畫面透過網路不停滾動,而另場災禍接棒而來──福島第一核電廠出現輻射外洩危機。強震、海嘯、核災等狀況接連發生,就像多米諾骨牌效應一樣,將日本帶入了二戰以後最大的危機之中,自衛隊成立後最大規模的行動也由此展開。

媒體本質終究是狼 災難總能將狼群引到草原之上

地震前還在抨擊菅直人政權的媒體旋即收起攻擊火力,將注意力轉到東北,但也沒打算放鬆對內閣的監督。畢竟,阪神地震的教訓在前,媒體很清楚,政府的應對與速度,是救災的關鍵。

三月十一日下午四點四十七分,震後兩小時,菅直人穿著灰藍色工裝出席記者會,並讓官房長官枝野幸男「同步」向大眾直播災情,宣稱將盡一切努力把損失降到最低。以往只有被挑選過的日本新聞俱樂部成員,才能獲准進入首相官邸採訪,外國記者總被拒於門外;但這時,駐日記者都收到外務省的特別邀請,讓他們能近距離觀察這次日本官方的危機處理。

「日本正遭逢二次大戰以來最艱困的時刻,雖然我們還在哭泣,但我們必須攜起手來,振奮精神。」透過國內外媒體,菅直人的宣示立刻傳播到全世界。這個正承受不信任案壓力的日本領導人非常清楚,唯有正面迎接挑戰,才有機會扭轉人民對他優柔寡斷、毫無魅力的評價。

這場記者會於日本向全世界發布的同時,我剛結束一個採訪工作,也從網路上看到了災難消息。當時正是傳統媒體準備召開編輯會議、決定新聞版面和走向的時間。遠在數十公里外採訪現場的我,完全可以想像此時編輯室內的喧嘩,也猜得到主管們熱鍋上跳舞的焦躁模樣,甚至能聽見那節節拔高的叫嚷,想像著那急迫中同時悶燒著的興奮。

無論個人如何悲憫蒼生、哀嘆天地無情,媒體本質終究是一匹嗜血的狼。而災難總能將狼群引到草原之上。

至少《登山者》這本小說是這麼說的──作者橫山秀夫任職媒體時,經歷當時(一九八五年)全世界最大的空難新聞,見證災難發生時編輯室內的景象和角力,對記者內心的幽微也有深刻體會:「火燒得並不旺,小小的,卻像足以引燃導火線的火種般,醞釀著即將產生大爆炸的前兆。」

儘管二○一一年與一九八五年的媒體條件已經不一樣,但媒體人的狼性並沒改變。眼見社群網站已經沸騰,我一邊看著垃圾、屋瓦和木屑在電腦螢幕上沖刷,一邊撥按主管的電話。就像《登山者》裡所說:「記者前進現場,本來就是天經地義的事。」務必搶下採訪的機會,我心裡的火種已經燒得很旺。

如同預期,一種狩獵在即的氣氛從話筒那方傳來,但果斷拒絕的聲音也同時響起:「這災難不只海嘯,還有核災……。對女孩子來說太危險。不要去!」主管和上頭商量一下,否定我的提議,他們說已經派了幾個年輕男記者立刻出發東京。

《登山者》故事中的主管看著底下的記者像隻追捕獵物的獵犬,用前腳撥弄泥土時,便想著無論如何都要勒住他身上的項圈;而我,卻是被自己的性別或其他莫名的理由圈住,只能困在原地。摸了摸鼻子,我回到電腦前面,繼續當個災難閱聽人,在一節一節的報導中發呆。

低著頭的日本人 讓他們捕捉不到任何一滴眼淚

駐日記者幾乎第一時間都朝災難現場前去。他們腦中已經有幾個畫面設定,構思如何拍到海嘯刷過的淒零廢墟,籌謀怎麼捕捉痛哭的表情──越是悲慘越能控訴天地不仁,也越能吸引攝影機。但獵犬們很快發現,面前的羔羊即使受傷,仍是那樣乾乾淨淨,不見一絲血痕。

屏息等待的記者們有時會在避難所裡聽到輕輕的啜泣聲,當他們尋聲而去,有時能發現了一個將毛毯緊緊蓋在自己頭上的女人。但他們看著這個不想被打擾,也不想打擾別人的災民,只能頹然地放下相機跟筆,不知道該怎麼辦。最後,從這些媒體眼中傳達出去的畫面都是同樣的沉靜肅穆,就像黑白默片:沒有人爭搶便利商店的食物飲水;即使紅綠燈不起作用,駕駛仍堅守秩序;擠滿近千人的避難所內,災民排隊安靜取食,鏡頭前無一人哭號。攝影記者幾乎無法抓到日本人的悲痛神情,拍攝排隊時,拍不到他們臉上的一絲焦急;拍攝死者入殮,既無儀式,也沒有入殮師。低著頭的日本人讓他們捕捉不到任何一滴眼淚。

至於受困交通管制無法挺進災區的媒體,只能杵在停電的東京,看著無電車可搭的人群井然有序走過不見光明的街頭,而且不發一語,就像一長列的送葬隊伍那樣安靜。這不是媒體刻意選擇的畫面,社群網站上,每一個身在現場的旅人都能作證。這個城市似乎只有車站發出聲音,服務人員不斷透過廣播傳遞訊息,但大多數時候,他們只說這句話:「延誤了您的列車服務,真的感到非常抱歉。因為發生了一場大地震。」

災難中的日本,似乎比災難本身更受到世人注目。海嘯隔天,《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紀思道(Nicholas Donabet Kristof)便發表文章提醒:「請留意日本未來幾天甚至幾周的表現,我們定會受益匪淺……日本人的堅忍中,有一種高貴的勇氣,這在未來幾天將充分體現。同時,日本如織的社會結構,也將透過其堅強與韌性煥發光芒。」

紀思道其言有據。一九九五年,派駐日本的他剛好碰上阪神地震,鑑於前一年美國洛杉磯大地震後搶劫與動亂頻傳,他決定四處探訪,看看日本是否有同樣的情事發生。但他失望了。「神戶百姓在憂患中展現高貴情操。他們排隊等水、領取供應品,毫無推擠爭搶現象,也沒人見財起意、任意進入窗戶已破的店鋪順手牽羊。黑道甚至暫停犯罪,忙著載運糧食到災區賑濟難民,爭取到良好形象。」紀思道不信邪,繼續在街頭找可以發揮的新聞,終於找到一起腳踏車失蹤案,事後發現這車是被借去救災;他還找到一間被搶劫的便利商店,當攝影機架好,紀思道訪問遇劫感想,店主卻指著他和攝影師,大罵:「都是你們這些外國人幹的。」

「日本人常常用一個詞:我慢(忍)。英語裡沒有一個嚴格意義上對應的詞,它有點類似於toughing it out(勇於承受、堅持到底)。這正是神戶民眾展現出的品質,他們同心同德、勇於擔當,令我敬畏。」雖然日本社會也有些欺負弱小的情事,但紀思道仍然肯定日本社會的淡定節制甚至滲入語言裡了,人們總說「這是沒辦法的事」,或者說「不要放棄」,因為自然災害被視為日本的「命運」的一部分,而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應該與之同起同落。

我只能靜靜凝視,無法按下快門

這樣的觀察,非紀思道獨有。長年生活在日本、熟悉日本文化的台灣記者楊明珠,看到這樣的日本,仍感到震撼,但無法耽溺在這種感動裡。災後每一秒都在變化,必須想盡辦法趕到現場。她的行李只有兩台筆電、手機和四個飯糰,想了想,又從抽屜裡翻出護照。「如果東京的家被震毀,怎麼辦?」

楊明珠只能弄到往福島的機票。而福島通往仙台途中一片漆黑,彷若鬼域,直到進了仙台市區,才能見到一點點光。「斷水、斷電的環境對人造成很大的心理恐慌。」日後回憶這段經歷,她總說:「必須找到水、找到電,才有錨定的感覺。」

很幸運地,她在火車站附近發現一個慷慨提供發電機電力的店家,又找到一處能夠安頓的地下室網咖,這幾乎成了她在災區的臨時編輯室。那些日子,她發出多篇災區報導和影音新聞,當然也吃了不少冷掉的飯糰。在拮据的條件下跑新聞並不浪漫,但這種辛苦如此真實又深刻,以至於日後經過仙台,楊明珠總忍不住朝網咖方向望去。

只是,這裡並不是真正的現場。小寐後,楊明珠立刻背起相機往仙台車站走去。車站雖是關閉的,但計程車仍排成長龍,她試著招了幾次車,說要去海邊,都遭到拒絕。直到一位名叫佐藤久男的司機停在她面前,才順利成行。

「我要去氣仙沼。」楊明珠決定先往遠處去。這個位在宮城縣東北端的沿海漁港是世界聞名的魚翅產地,也是日本重要的遠洋漁業基地,但海嘯不僅摧毀絕大多數漁獲,還因油槽倒塌、油水流入海港及市區而引火延燒,整個城鎮遭到祝融掃蕩;像是燒得還不夠那樣,海水又持續將重型漁船與海邊垃圾持續推上岸,宛如加柴添薪般,使得漁業重地大火不絕,濃煙沖天。約有兩萬八千人罹難或失蹤。

楊明珠向司機佐藤久男解釋:「那裡最需要媒體。」

佐藤久男卻道,仙台東南部的若林區的荒濱也很慘,全村被夷為平地,滿目瘡痍。他說,地震發生那晚,開車經過那個地區時,看到暴漲的河川裡有三人載浮載沉,他立刻跟其他人一起跳下河,將這幾個人拉上岸。其中一名男子全身溼答答,就算裹上外套毛毯,還是全身僵硬、雙手張開,因為太過恐慌,只顧著「啊啊啊」大叫,無法回神。

像這樣生死一線的經驗,楊明珠和佐藤久男拾撿了一路──往氣仙沼途中,幾個男人攔下搭便車,在車上訴說海嘯在他們身後追逐直至高地的故事;到了氣仙沼,漁產加工廠的中國女工抓著這個台灣記者嚎啕大哭,求她幫忙寫報導,「只想讓家人知道,我還活著。」她們來自遼寧,逃過一劫後,擔心的是無法聯繫上的家人,不想他們牽掛。

地震發生第五天,不論大浪或大火都已平息,抵達災區採訪也已三天的楊明珠在漁港聽到氣象廳再次發布海嘯警報時,忍不住發抖。但她最害怕的,並不是這些外在困苦,而是無法完成採訪工作。瞭解日本人壓抑性格的楊明珠,對於收容所的採訪很是擔憂,深怕自己碰壁、貼了一堆冷屁股。

第一次進入災民收容中心那天,外頭是零下三度,是雨和雪輪番上陣的惡劣天候,而沉默哀痛的避難所竟跟外頭一樣凍寒。楊明珠猜想,災民或許渴望得到些許燈油好點燃暖爐,卻沒人要求提議,就只是靜靜等著,一點聲音都沒有。觀察許久,她鼓起勇氣向一位八十六歲老太太搭話,對方僅以一句「我會加油的」拒絕了她。

「或許是災民已被強震、海嘯奪走一切,奪不走的就是那份保持體面的堅持。因為如此,即使難過,災民們不哭不鬧,氣氛如冰。一個婦女忍不住了,眼淚滾落,妝花了,黑色淚痕掛在臉上,有種說不上來的詭異。」她寫下這些觀察後,誠實說道自己只能靜靜凝視,無法按下快門。

「對不起,我太失禮了」

她的採訪筆記充滿著這類細節:像是警員凡打撈到一具屍體,就會立刻鋪上藍色塑膠帆布遮掩;來自東京的消防隊員搜救時,堅持用手挖掘,為的是保護人命或保全遺體完整。讓逝者與生前一樣擁有尊嚴,是彼此的共識。還有女人被狗屍嚇到,卻立刻對狗敬禮致歉:「對不起,我太失禮了。」

結束當日採訪的回程中,佐藤久男突然對楊明珠表達歉意,說想繞道去認屍。海嘯後,佐藤的前妻下落不明,據說某個臨時殯儀館貼出的罹難者名單中,出現和前妻相同的名字。楊明珠跟著去了,看到許多人攜家帶眷認屍,卻無人哭泣。她隔著玻璃往裡頭窺探,看到成排的白色棺木置放其內,棺木上除了罹難者衣物,還有一小束鮮花。

遺體安置所內的資訊並不算完整,有些姓名地址詳盡,有些則因巨浪撕毀,只留一些線索供人辨認。家屬們憑著這些訊息,將可能是親人的遺體號碼抄了下來,告訴員警,在員警的陪同下,親自確認。

佐藤久男終究沒有辦法將前妻帶走。找不到遺體的他,離開臨時殯儀館的表情卻很柔和,路上,他對後座的楊明珠解釋:「那些遺體都化過妝,看起來很祥和,很漂亮,我覺得很欣慰。」看過海嘯侵襲後大車小車相疊、船隻卡車全都塞滿黑泥、樹枝和雜物慘況的楊明珠,本來難以想像遺體如何美美的,但隨即想起電影《送行者》中那讓死亡也充滿尊嚴的過程。

「為什麼認屍、抬親人棺木出來的人都不哭泣呢?」楊明珠問佐藤。

「認屍的瞬間應該都會放聲大哭,」佐藤說,「可是日本人不習慣在陌生人面前哭泣。」

楊明珠便在採訪手記中做了這個註解:「日本諺語說,花以櫻最美,人以武士為第一。武士死時要像櫻花凋謝那樣,一種瀟灑壯烈之美。」

為什麼日本的媒體這麼有格調?

節制與尊嚴的節操,同樣反映在日本媒體報導上。災難初始,透過日本公共電視台NHK提供的影片,全世界觀眾都看見了海嘯的樣貌與破壞程度,不免發現這些新聞畫面乾淨清楚,主持人直播災情的語氣也沒有太大變化、播報內容不使用事實之外的詞彙,所有陳述只有動詞和名詞的構成;現場報導中,攝影機幾乎不對準失去親人的個人,更不試圖誘發他們內心的痛苦。

新聞製作人阿部博史接受中國記者採訪時,解釋NHK每天晚上十二點都會做一次地震災害報導的演練,記者、節目製作人、主播、攝影師必須輪流參加,每個月會輪三到四次,就和值班一樣,就連高層管理者都得參加。NHK在日本各地都有架設的攝影鏡頭,只要地震發生,NHK總部就會立刻切到該地畫面,由東京的播報員立刻講解地震震級、具體位置與資訊,「最重要的是播報受災地區民眾最需要的資訊,災民最需要什麼我們就播什麼,完全不會以宣傳誰為目的。」

由於地理和歷史淵源,台灣人大多親日,對日本只有佩服。雖然仍對行事有條理且謹慎的日本人怎會導致核災發生,而感到疑惑;然而,一旦看到疲憊的官員和有條理的報導,卻也忍不住想問:為什麼日本的媒體這麼有格調?

「畢竟,大家都很唾棄你們」

甫從前年底一場嚴重風災中走過的台灣社會,看著這些專業的播報,再想到自家媒體的荒腔走板,無不感慨甚至憤怒,對日本媒體的激賞如海嘯在網路沖刷。

身為記者,我對這一面倒的讚譽,並不是很服氣:NHK是公共電視台,擁有絕對資源這部分先略過不談,在日本現行法律中,只有NHK有直接的採訪權限。忽略這些條件,來斥責台灣商業媒體的不是與不足,並不公平。但我也不得不承認,因為各種限制與妥協,台灣新聞工作者往往選擇最簡單的取徑,任何一名觀眾都能看出他們的取巧與敷衍。

那場風災發生不久,我趁著假期南下,協助災民清理家園。工作結束,疲累不堪時,一個大叔突然走到我跟前:「妳有沒有想過換工作?」他知道我是記者。

我抬頭看他,不知如何回答。

「畢竟,大家都很唾棄你們。」

我點點頭,默認了這個批評。因為這幾天,光是這個淹水但無人傷亡的小村落,就能聽聞各種荒謬,像是才剛到目的地,就聽到一位電視台新聞部主管打電話罵人:「這裡還沒清理完畢啊,還很嚴重,為什麼沒人報告?」後來才知,記者人雖在現場,卻不想走進這水淹及膝的地方,只想守在村口,等著大官視察。他當然沒辦法傳回更清楚的訊息,也不願意這麼做。

我還聽見一名救災指揮官抱怨:「總統來視察時,我們刻意安排淹水的地方,向總統簡報。可是有個記者一直抱怨為什麼要進災區?」他說,這些記者自己不想進淹水區,還要求他們更改總統行程,藉口竟是:「怎麼可以讓總統來這種地方?」

「就是讓他看這裡有多慘啊!」站在指揮官對面的議員沒好氣地回應。

「總統來的時候,我們一直跟他講重建要怎麼樣,要注意什麼,可是媒體都不管我們講什麼。」村長在旁邊忍不住補充,說這些記者一直拍一個嚎啕大哭的婦女,「我們好不容易等到媒體來,想跟他們說我們的建議跟想法,但從頭到尾只有這個婦女大哭的鏡頭。」

媒體的悲劇敘事

我可以想像並理解這一切如何發生──在媒體限制與敘事框架中,時常將災難視同於極度的悲傷,這悲傷在新聞「簡約」的操作中便十分庸俗與廉價,就像是八點檔肥皂劇演員那樣,一個刺激只有單一誇張反應:生氣就要呼巴掌,傷心只有嚎啕。不符合社會期待的「表現」,在現場會被淘汰,進了編輯室又被篩選,新聞從業人員都被訓練要抓到「一眼即知」的現場感,畫面如此,內容亦然。因此,與其將五分鐘讓渡給無止盡的意見討論,不如完整呈現災難的「悲劇性」,即使那悲劇被簡化成「情緒」。

包含我在內,許多媒體從業人員對於大眾情緒性的批評與嘲諷,都會反射性地否認與生氣。災難發生時,不論前線後方都非常緊繃,需要更多現場、更多資訊、更多能滿足閱聽人的報導。第一線幾乎不眠不休守在原地,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深入現場,有人可以聽完整場公聽會,但我們必須承認,最後能成為新聞的,還是「衝突」──不論是災民的咆哮、官員遲到或人為疏失。新聞之所以為新聞,還是被定義的,只有那些「非常」才有價值。即使拉長、增厚成調查報導,核心都不會改變。

更不用說,在洪水式的新聞沖刷下,閱聽人會注意的,也是衝突性、戲劇性的畫面與標題──不是沒有什麼樣的報導,而是你看不到那樣的報導──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曾寫道:「我們幾乎每天都會接觸到悲劇性的新聞報導,卻極少體認到這些報導屬於一種整體一致的敘事類型,並且具有某種特定寓意……。新聞應該把各種駭人聽聞的報導全都歸納在悲劇的標題下,並且採取特定的敘事方式,以便我們能夠在報導對象瘋狂血腥的舉動中,輕易看出自己潛藏內心的傾向。」他還說,「大眾如果完全理智,而且從來不會陷入瘋狂,那麼別人的悲劇就不可能引起眾人的興趣。」

媒體的本質都一樣,日本媒體也不例外。一九九五年阪神大地震發生後,大量湧入的媒體製造了許多問題,像是隨意進入避難所或收容所、要求災民根據自己所需說幾句話後,就轉往下個地點;有些媒體為了呈現「災民的憤怒」、傳達災民對行政體系的不滿,甚至挑撥政府與居民間的關係;也有媒體為了捕捉血腥創傷鏡頭,阻擋傷患進手術室。

當時的日本媒體不斷空拍扭曲斷裂的高速公路、橋樑,甚至是住宅區的火海,而後將這些鏡頭剪接拼湊,配上激昂旁白和配樂,進行煽情加工。這種與災難電影相同的畫面,便成為日本人的災難記憶。普通的救災場景及災難的基本訊息,就在這洪濤般的巨大災難畫面中被埋沒。

但這種報導並不是為了災民而生,災民不過是被利用來為電視台賺取收視率跟廣告費而已。意識到媒體的惡劣後,社會大眾發出嚴厲批評,迫使日本媒體檢討修正,並成為今日災難報導方向與原則的指引。理性的觀眾,拒絕了簡化的悲劇。

專業、節制…但是能信嗎?

經過糾正後的日本媒體,在災難報導上已有專業與節制的共識與表現。如今他們即使訪問受難者家屬,也很少拍到臉孔,涉及兒童也只能露出背影或鞋子。他們注重受災者的人權,認為過度採訪會是另一種傷害──畢竟,受災的樣子都是不好看的。

今日的日本媒體雖廣受肯定,日本人自己卻不這麼認為。三一一發生這年,我隨口跟一位長輩聊到他們國家的媒體專業,他卻冷哼一聲:「專業、節制?你根本不知道什麼被報導,而什麼被隱藏。有太多沒有被報導的了。媒體,能信嗎?」

我看著他,心想這名憤怒的日本人如果看到台灣媒體的瘋狂和記者廢話連篇、不著邊際的發問,不知有什麼反應?「可是,我們台灣人認為日本媒體比較值得信任。」

「信任?」長輩挑了挑眉,「媒體最大的廣告主就是東電啊!他們只能寫他們能寫的。」

我和楊明珠聊起這段談話時,她正在旅館櫃檯翻看報紙。

「他說的沒錯,」楊明珠抬頭看我:「東電影響力很大,影響日本媒體,所以他們什麼都不敢報導。NHK也是國家的。觀眾也不太信任他們。」

她曾採訪過福島避難所災民,對日本政府處理失序有深切感受。日後為了瞭解這些問題,還買了整櫃相關的書,對於東電對媒體的控制,略有耳聞,只是,她終究是境外記者,只能做好分內的工作。

就在福島核災危機加劇,人心惶惶之際,台北總部命令楊明珠撤離,她卻不願意離開崗位。「外地記者都跑了,終於有空出來的旅館給我住,我可以洗澡了。為什麼要逃?」楊明珠瞪大眼睛,拉高語氣,「逃,能逃到哪裡?無處可逃了。」

她認為,既然人在日本,就必須面對眼前日本的一切。

「那作為一個台灣記者……」我頓了頓:「既然進避難所採訪受到限制,妳進入避難所,也很緊張……」

她立刻明白我要問什麼:「嗯,我會先自我介紹說,大家好,我是台灣來的楊明珠。接下來就會很順利了。」楊明珠的名字以日文發音就如同「養命酒」,當她自報是「養命酒」,避難所災民都會笑出來,氣氛也能緩和。

我也笑了出來。「那時台灣積極募款的消息還沒傳到日本吧?所以妳沒有辦法靠這點來拉近距離。」

「對啊,他們跟我說災後第一次看到記者,竟然還是從台灣來的。」楊明珠將報紙闔上,坐了下來:「那個時候,他們問我,台灣有大地震吧,那現在呢?我說,都重建了,比以前更好。台中一棟傾倒大廈的受災戶還來日本感謝你們的消防員,說現在有能力回饋,要來報恩。日本消防員還跟我說,到了這麼多國家救災,第一次收到感謝呢。」那些面帶愁苦的人們,終於浮出一抹笑。

「一個老先生走到我面前,跟我說,我們以為自己是被孤立的,是孤獨的,就像是沉沒在海底一樣。」楊明珠對這個災民印象深刻,因為他提到自己看到台灣總統在電視上帶頭募款時,表情像是快要哭出來,語帶哽咽:「我現在對九二一地震沒有捐款這件事,感到非常後悔。」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