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人行道》:第六大道上街販與無家者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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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人行道》
作者:米契爾.杜尼爾(Mitchell Duneier)
譯者:黃克先、劉思潔
出版社:前衛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8年9 月5日

許多政治人物錯誤地認為,只要他們通過更多法律,讓這些在人行道上工作且形象不佳的人難以度日,他們就會離開。但我認為會看到的是,在城市裡這類謀生的情形根本是很難消除的。各個市議會傾向竭力去除這個棲身地的各種要素——大幅削減乞討的權利、設置看板叫市民不要拿食物或金錢給無家者、立法禁止拾荒者從垃圾堆挑選東西,或是大幅削減街販在人行道上的空間——就是希望找出最脆弱的環節,他們相信只要能將之擊破,就可摧毀這個群體的生活。

當然,在人行道上工作和/或居住的人,不會這麼容易被處理掉,即便那是不少人的心願。決心「用正當手段討生活」的人,就會繼續不斷地運用創意、能力及文化知識來生存,就像第六大道上那些男男女女。在共生系統規模極小且自給自足之處(如賓州火車站),主事者可找到最脆弱的環節——睡覺的空間——來摧毀這個群體的生活,而這些「解決方法」只會導致那些人另尋棲身地(如第六大道),以及其他的生存途徑(如販售書面物品)。這整個相互交織的網絡是可以重新配置的。

那麼,該怎麼做呢?我們需要一種新型的社會控制策略,其核心可以是毫不留情地要求個人為自己行為負責,但也可以是全體市民有嶄新型態的開明理解,因而以更大的容忍和尊重對待在人行道討生活的人。

市民的第一步可以是盡量了解這些似乎令人觀感不佳的人有何動機、他們為什麼做出令人覺得很唐突的事。這些行為往往與較富有的階級所做的事差異不大,例如中上階級的人會在高爾夫球場或高速公路路肩小便。有時他們做的事之所以比較惹人注意,是因為在街上討生活者欠缺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的人視為理所當然的時間和空間。許多在人行道討生活的人,不太與住獨棟房子和公寓的鄰居發展出牢固的融洽關係,他們得到的支持行為比較少。他們既生活在眾目睽睽下,就會因為所做之事大多讓人一覽無遺,而使自己容易被視為行為偏差。無論是銷贓、吸毒或大聲爭吵,幾乎每樣行為都令他們看起來比當地店家老闆或路過的有住屋者不正派。他們有時會這樣做,是因為已經被汙名化的他們欠缺使用基本資源的途徑,無論是浴廁,或是與住在他們也稱為「家」的鄰里的中上階級白人社交。

我們承認「破窗」理論有其可行性,且已被用來降低犯罪率,但我們不應該從上述的成功經驗裡得出錯誤的教訓,尤其是不應該從這個假設出發:在街上觀察到的偏差行為是失序氣氛所導致的、而失序氣氛會促進犯罪。這個看法有時正確,但是若將街販與較正規的城市居民做比較,將會發現我們想像的街頭不體面行為並不是獨有的,而由失序氣氛所引發的情形也不會多於較正規生活者的不正派行為。

學習「面對這種事」時,必須認知一件事:導致人行道出現創業活動的那些力量,幫助我們解釋美國對許多窮人來說已經變成什麼樣的地方。在第六大道上討生活的人就像許多先人一樣,生活在各種政治、經濟、歷史條件的交會點,包括居住隔離、空間上的貧窮集中、去工業化,以及種族隔離法。在這些特定人行道上,我們特別可見政治上試圖改革毒品政策的失敗,最明顯可見的就是持有兩種形態的同一個毒品——快克和粉末古柯鹼——卻被判處不同刑罰。前面看到,包括毒品對生活的影響、快克使用者一再面對刑事司法體系、上癮者和酗酒者失去原本賴以維生的計日零工和低薪工作——所有這一切都可能影響這些人的生活。用侵略性、不寬容的反應對待在人行道上生活的人,對改善這些大環境的條件並無助益,這些條件只會導致人們在第六大道這樣的地方工作餬口。

最後,這些人當中有些確實會使一般城市居民覺得不愉快。我們同時需要了解,為什麼雙方的互動會令人不安——主因並不全是有真實的威脅存在,或是有人說出冒犯的話,而是因為交談的實踐倫理在追尋權力和尊嚴之際被破壞了。少數幾個做出「蓄意破壞式互動」的人,令街道上的其他人蒙上惡名。由於在當中產生影響的種族和階級差異,這些交談會表現出緊張的特質,但甚少造成傷害。以不寬容的反應對待破壞實踐倫理的行為,或可改變某些表現。沒有人必須面對這種事。對於了解互動規則的人而言,技術性地展現無禮通常是一條出路。

在這些人行道上,街販、拾荒者、行乞者自行發展出經濟的角色、複雜的工作,還有人自任人生導師鼓勵他們努力「改善」生活。這樣的人行道社會結構大多不見於這個社會。對本書的許多讀者乃至於我個人而言,人行道的這些補救面向是意外驚喜。乍看之下,我們得到的印象是,街頭那些可見的實作製造了犯罪氣氛。因此,現今有許多公共政策一開始便認定,不需要系統性的研究就可能知道,哪些類型的人令生活更安全、哪些類型的人只要存在就會造成重大犯罪。然而,我們無法正確地斷定某些類型的人構成「破窗」,尤其是對這些人的生活方式一無所知。我們也不能認定公眾人物的角色就得由像榮勃家這種一般人士來擔任,即使他們對每年秋季到訪的社區很有價值。

無可否認,這些街區是有一些「破窗」,但那些窗戶主要是在單純路過的人眼中看來像有破損。由於美國人在人生過程中會粗魯地運用種族和階級的分類,許多市民就把所有看似破損的窗戶等同於真正的破窗——然後認定看起來有所破損的個人一定萬劫不復,而事實上他正在傾盡全力修補自己。唯有了解人行道上豐富的社會組織及其複雜性,市民和政治人物才可能正視一件事:當我們認定幾個破窗的存在便足以支持拆毀整個非正式結構的舉動時,會失去多少東西。

為了補足「破窗」理論(並且未必與之牴觸),我想提出一種「補窗」理論,是明顯從反向遵循「破窗」邏輯的。當政府正式放棄幫助更生人找到家園和工作的責任時,這些人若要轉型成對社會有貢獻的人,就只好自行設法。有些行為看在漫不經心的觀察者眼中似乎是失序,實際上卻會帶來社區的控制,而非導致社區的崩解。

因此,我們可以觀察到下述過程。有一個人出獄,到第六大道上乞討。他觀看另一個人的街賣攤位,過了一陣子便學會拾荒和找到市民會買的雜誌。他透過與顧客之間的正面關係,再加上自己當老闆所得到的自我指導,又因為知道自己「用正當手段」賺錢,他開始感受到自尊。過了一段時間,就像馬文、隆恩及葛弟那樣,他也從街上搬到公寓住。

此刻,他與社會的正面連結未必會延續下去,尤其是如果正式社會控制的力量持續要消滅他的生計機會。但是,如果他得到些許鼓勵,就會大大不同了。如果居民將他的行為視為正面貢獻,並用他不習慣得到的尊重來對待他;在此同時,其他的更生人或是認為唯有搶劫不然無法養活自己的人,將看到正面行為的模範並開始仿傚。「補窗」和「破窗」可以彼此搭配,一個城市若想認真整頓失序狀態,就必須不只是從表面決定何謂失序。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