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食.農:給下一代的風土備忘錄》:加護病房式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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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食.農:給下一代的風土備忘錄

作者:楊鎮宇
出版社:游擊文化
出版日期:2018年2月

加護病房式農業

許多學者、作家在討論地球的生態環境時,不約而同都以復活節島的故事為例,強調如果一個社會的發展缺乏「永續」的概念,將帶來崩毀的風險。然而,在農業領域的發展,卻持續走向「工業化農業」的趨勢。以增產為主要價值,使用農藥、化學肥料提高了作物產量,但生態環境受破壞的程度卻被低估了。

郭華仁在臺大農藝學系任教三十四年,三年前退休,他多年來在各種場合不斷陳述著:「臺灣的農業是加護病房式的農業,持續使用農藥、化肥,已經讓臺灣的農地快死透了,只剩下農藥、化肥這兩管在維持土壤的生命,未來即使有農地,作物也不一定種得出來。」有次在某個場合,郭華仁再次提起「加護病房式農業」的說法,一位曾任農委會主委的學者聽了後直呼:「有這麼嚴重嗎?」郭華仁回說:「當然有這麼嚴重!」

郭華仁受訪時身穿T恤,上頭是作物與土壤的剖面圖,可以看到地底下的土壤及作物的根部。他強調土壤的重要,「土壤裡頭原本有各種微生物,牠們就像農場裡的免費長工,可以幫忙農作物吸收土壤中的養分,並且抵抗病蟲害。可是用化肥後,原本的固氮菌就會停止生長,然後其他菌一直生長,導致土壤的有機質變少,變成需要更多氮肥才能生長,久而久之土壤就硬化,作物的根就長不好。」此外,化學肥料也對環境造成負擔,作物無法吸收化肥中的全部氮素,多餘的會揮發到空中形成溫室氣體,或滲入地下水造成水域藻類大量生長而優養化,影響河川和海水的生態。

關於農藥與產量的關聯,郭華仁說:「農藥噴下去,害蟲數量馬上減少,產量當然比較好。然而速效藥常會有後遺症,農藥殺害蟲,也把土壤的好菌益蟲殺光光。好生物沒有了,倖存的害蟲病菌就大肆繁殖,充斥整個農場。」「臺灣環境高溫多濕,不使用農藥、化肥,要怎麼生產農作物?」對於這類常見的說法,郭華仁認為這是「天大的誤解」。臺灣在日治時期引進農藥與化肥,二戰後大量使用,可是日治以前的臺灣並沒有用農藥化肥,就以福爾摩沙烏龍茶外銷歐美、聞名世界。郭華仁說:「那是靠農友的努力,以及農場裡許多微生物充當免費長工,當時雖然病蟲害多,但益蟲好菌也不少,天敵會抑制有害生物的族群數量,所以沒有用農藥化肥也能有產量的,但是大量使用農藥化肥就像速效藥,作物產量是增加了,但是田地也因此變成癮君子,最後農業就像是進入加護病房,沒有化肥農藥就難以生產。」

農業的本質

不論是加護病房式農業或工業化農業,其實都牽涉到對於農業本質的理解方式。日本在一九六一年制定的〈農業基本法〉,便是抱持工業化農業的思維,以提高產量為主要目標。不過到了一九九九年制定〈糧食.農業.農村基本法〉,這套作為日本第二代的農業基本法,已經改變看待農業的方式,改以農村整體為考量,強調農業的多種功能。

而臺灣在一九五〇、六〇年代,也是以農業快速增長為目標,農作物是外銷主要產品,成了臺灣當時的經濟命脈,賺取外匯來發展工業。一九六八年,是臺灣農業生產的最高峰,那一年郭華仁從臺南北上就讀臺大農業推廣學系(後來轉到農藝學系)。對於後來臺灣農業生產力逐年下降,甚至面臨農村破產、外國農產品傾銷的壓力,他認為有兩個主要因素:

第一個是以提高生產力為主軸的農業政策有其極限。二次戰後臺灣的農復會作為農業政策的主要推手,其中一派是沈宗瀚等人的科技派,重視農業科技,以提高生產力為主要考量;另一派則是晏陽初等人的鄉村社會派,以鄉村整體為考量。後來晏陽初離開臺灣去菲律賓,臺灣的農業政策便以農業科技派為主,強調生產力,而沒有搭配整體鄉村來考量,當生產力到極限後,農家收入就隨之下降。

第二個要素是畜牧業經營方式的轉變。戰後臺灣農村是以家庭農牧綜合經營為主,農家自己種雜糧來養豬,可以賣豬換錢,穩定農家收入。可是後來政府推動「綜合性養豬計畫」,臺灣從家庭農牧綜合經營轉為大型養豬場,用進口糧食當飼料,家庭養豬就此沒落,所以農家收入減低。

在重視生產技術、發展大型畜牧業的農業政策脈絡下,曾任臺東農會農事推廣員的黃順興在一九七〇、八〇年代擔任立委時,屢屢針對農業議題提出質詢,並且一再扣問農業的本質究竟為何。黃順興在一九八〇年九月的質詢稿〈臺灣農業何去何從〉,被當時的黨外雜誌《夏潮論壇》譽為「有關臺灣農業經濟的重要文獻之一」。在這篇質詢稿中,他提到農業的生產工具是活的土壤,一立方公分的肥沃土壤裡有著上億的活微生物,而工業的生財工具則是人造的機器,容易衡量、管制及預測。

黃順興認為,農業與工業應當相輔相成,失去任何一方,現代社會都難以運作,而且農業甚至應該居首要地位才對,因為沒有工業人類還可以繼續生存下去,但是沒有農業人類一定無法生存。他引述英國經濟學家舒馬赫(E. F. Schumacher)的論點,強調農業與工業大不同:「在文明水平上的人類生活是需要這兩種原則的『平衡』,可是當人們不去探討農業跟工業二者本質上的差異——如生與死一般的尖銳差異——或者企圖把農業看成是一種工業時,這種平衡就不可避免地會被破壞了。」

若把農業放在工業之下,也就是走向「工業化農業」之路,將破壞農業的自然循環,而且造成公害。所謂的公害,就是工業污染農業,例如一九七四年農復會的調查報告,當時受到工業污染而減產的農田面積,高達五萬多公頃。又例如環保運動先驅林俊義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所言,「為了增加每單位面積的生產,必以大量農藥、殺蟲劑及化肥來達成,河川、海洋及土壤污染就無法避免。為了擴大生產空間,必得開山倒海,破壞環境。出口量的增加可以馬上增加外匯的收入(有形的),大家很自然的就忽略罔顧一時難以覺察的環境危機(無形的)。」

在一九八〇年的質詢稿中,黃順興問道,工業發展終有時,難道不會有亮紅燈的一天嗎?石油能夠取之不盡嗎?他認為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環境污染,影響的不只是農民所得的問題,而是整體社會環境的問題,但是有關當局「還採擇連美國都在尋找轉向的陳舊模式」,意思就是說,臺灣若執意走向「農業企業化、機械化的結果,無異把農業帶進和工業一樣的死胡同,非依賴外國即不能活。」

總的來說,黃順興主張臺灣需要建立自給自足而健康安全的農業,「如今之計,新的政策應是大力扶植農業,重植農村厚力,而又不立即影響工業發展的現狀;即一方面實施環境的保護,同時又不損害到經濟的成長,但是我們必須認識成長需要受環境約束,農業問題並不是獨立的問題,如何保持生態的均衡,並建立自給自足的『超工農業』糧食生產體系(亦即非工業化的有機農業),已是刻不容緩的事。」上述雖然是黃順興在一九八〇年提出的說法,距離現在已經三十多年,但是他的論點在今日並不過時,甚至顯得更為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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