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晷之南】我們必須給歷史分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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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史學界對於近代史的分期向來存在著分歧。一般而言,將明治維新以後,稱為近代史,江戶幕府體制時期則歸入封建社會。不過,有日本學者提出質疑,幕府晚期已逐漸出現近代化的曙光,感受歷史躍然的萌芽,這種歸類似乎失之精準,很可能導致論述者偏離軌道,無法順利抵達歷史的深處。因此,我們考察這時期的思想史發展,即會遇見這傳統性學術的規範,而為了克服此挑戰,看來我們必須給歷史分期,至少做出歷史性的概括,將此思想「前史」明確地標記出來。

眾所周知,自十七世紀以來,德川幕府為了徹底剷除日本境內的基督教勢力,採取卓有成效的政治宗教策略。首先,賦予佛教正統地位,將全國民眾與寺院結合起來,並充分運用佛教的葬祭儀禮,深入民眾的生活,但樣做並非推廣佛教的教義,而是政治意圖的操作。其次,本質上,佛教思想與重視階級秩序身份的幕府體制,不可能通約又不相融。幕府之所以這麼做,很大原因在於,當時佛教勢力已不具實質的威脅,僅存思想信仰的形式,這是順水推舟的結果。

幕府建構封建秩序的思想基礎,不是傳播無常觀的佛教,而是儒教和朱子學。這個思想有其特質,它試圖將所有人做出區別,標示出上下尊卑的位階,有秩序地維持整體社會的發展,如此便可從中取到穩定的經濟來源。換言之,將所有的日本人劃分為士、農、工、商四種身份,不但可以鞏固統治基礎,各個個體的家庭生活內部,這個階層意識必然會得到強化。對幕府而言,要推動形塑這種政治思想,並使之繼續維持穩固,就必須借助儒者的學問論點。例如,林道春在「春鑑抄」提到「天尊地卑、天高地低。如上下之差異,君尊而臣卑,平民亦復如是。」朝山素心「清水物語」也說,「若失上下之位,世間之綱常,則紊亂也。」這些強調尊卑關係和社會秩序的論述,甚至在愛情倫理觀方面,同樣有這朱子學觀念的滲透的痕跡。

當然,這並非說儒學內部不會出現變動,始終立於權威的最高點,不受因時代變化促成的新的挑戰。但是歷史向我們揭示,隨著生產力的提升,商品經濟的蓬勃發展,町人(商人、城鎮居民)財力的增加,自給自足的農村經濟日漸衰退,各種嶄新的思潮必然奔湧而至,致力於改造社會的儒者,不可能不提出他們的經世之術。山鹿素行(1622-1685)即是典型代表之一。

這位江戶前期古學派的儒者,曾在林羅山門下學習「朱子學」,後從北條氏長、小幡景憲學兵學,兼學神道、佛教及老莊哲學。1662年(承應元年),他強烈批判作為官學的朱子學,大力倡導日用之學,對漢、唐、宋、明諸儒悉加排斥,主張直接繼承周公和孔子以求聖學本旨。其後因觸犯幕府的忌諱,被謫至赤穗達9年之久,得到藩主淺野長直優遇,在該藩有很大影響。1675年(延保3年),他獲准退居江戶,直到臨終最後10年,在江戶傳授兵學的精要。確切地說,山鹿素行的經世理論和兵學思想帶有濃厚的武士色彩,被稱為山鹿派兵學之祖,門弟子前後達4000人,幕末時期吉田松陰正是深受其思想影響的一人。

不僅儒者抨擊著幕府的朱子學,作家平賀源內(1726-1779)更在其戲劇「風流志道軒傳」中說,「所謂迂儒學究,乃著武士禮服,於井中汲水,以火爐烤甘藷,受唐之廢物束縛,己身不得自由。」寫過諸多經濟著作的海保青陵(1755-1817),在「萬屋談」一文中,對於封建性的教學提出強烈批判:「凡儒者皆為迂腐所蔽,不辨事物之理,全為愚蠢之見。故吾人不必依從儒者之說。」、「縱使其說貌似有理,皆於世無用,落於空泛議論也。」在「天王談」文章中,「當疑者應疑也、不可扭曲原理⋯⋯」以此呼籲民眾要摒除權威崇拜,切毋盲從妄信。這兩位思想家都通曉西方學問,立場極為堅定,在那樣的時代裡,能夠提出反傳統的批判言論,必然冒著很大風險。畢竟,在思想版圖仍然固若金湯的江戶末期,有此異端思想的勃發,宛如壓低的天空忽然劈下數道驚雷一樣。

從那以後,日本的國學者逐漸擺脫「漢意」的限制,換言之,他們放下景仰中國的眼鏡,不帶中國傾向的思想觀點,而是以實證主義的科學精神,從事各種領域的探究。這方面以本居宣長(1730-1801)為代表之一,雖然其國學帶有復古神道的神秘主義的屬性,但在和學(日本學)、史學、地理學、農學、本草學、醫學等等,包括人文自然領域,都取得可觀的業績。然而,我們不禁要問,為何幕府鎖國體制如此堅固,卻阻擋不住來自西方的文明、學問、知識的滲透?有一種論點指出,幕府之所以面向西方開放,很大原因在於外部壓力。首先,幕末時期與歐美各國接觸交和交涉頻繁,接著長崎這個與荷蘭通商的窗口,不斷獲得新的知識,這嚴重衝擊著日本這個島國的傳統學問和歷史視野。尤其,從杉田玄白(1733-1871)透過人體解剖實驗,推崇荷蘭科學性的解剖學,這個新知的力量起著重要作用,震撼著日本人的心魂。

對於始終維持原狀的統治者而言,隨著產業革命的提升、西方列強的軍事實力逐漸擡頭,其實已無法做出抵抗,儘管在幕府眼中,他們瞧不起這些「蠻夷」國家,更不想向西方學習,真要學習的話,只有技術方面,至於蠻夷的道德和思想,他們興趣索然毫不關注。自新井白石(1657-1725)的西方觀點以來,統治階層一貫見解在於,日本的蘭學乃至洋學,不應自我設限,抑或為了鞏固封建秩序,而是必須將此實用技術應用於自然科學的領域。佐久間象山(1811-1864)這樣的西方論者,對於「東洋之道德,西洋之技術」的封建思想,同樣深所迷戀。我們若回溯一下,「黑船事件」帶給日本的衝擊,同樣可以得到許多歷史的動向。1853年7月8日,美國海軍准將佩里率領四艘「黑船」(蒸汽軍艦)艦隊,先是經過下田港,接著來到浦賀港拋錨下碇,從此打開與日本的通商之門。但不無諷刺的是,「黑船事件」這屈辱性的威脅,卻致使攘夷的幕府內部最終同意建設海軍。

正如前述,當封建思想的權威,因其西方外來思想的衝擊,原本在元祿.享保時期,對於西方現代化和社會原理所知有限的民眾,進而開始意識到新時代對他們的期許。不止儒者提出批介,作家們在作品中提及的觀點,同樣發揮很大作用。寫過《好色一代男》的井原西鶴(1642-1693)在「諸豔大鑑」中,不無諷刺地說,「大名(諸侯)之崇隆,天下無可替代」;以《曾根崎殉情記》聞名的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4),在「夕霧阿波鳴門」作品中,藉題發揮「侍(武士)與町人無貴賤之分,端純高貴之心」。實際上,這些反政府的言論都未能打破四民階級的劃分,卻為明治以後提倡人類平等的概念奠定了重要基礎。

從這論述的基礎中,我們似乎可發現尊皇攘夷論,之所以成為改革的指導精神,發揮有效的作用,很大原因在於,德川幕府的領導階層深切的認識,他們根本無力克服和抵抗外部壓力,又擔心淪為歐美的殖民地,因此不得不向西方開放門戶。

進一步說,吉田松陰(1830-1859)當年於「戊午幽室文稿」的呼籲,已清楚朝王政復古的方向前道,到了慶應四年(1868),亦即明治維新元年,幕府政權垮台,大政奉還給明治天皇,時代由稍具封建色彩,轉向迎向力圖全盤西化的明治的顏色。一個新的帝國從此誕生,但是擺在其面前的內部矛盾,並未因其新政府的建立而消失,而必須是每戰必勝的鎮壓和殺戮。這個勝利的贏得,有愛國志士的歡呼,有為幕府終結的惋惜。詩意地說,明治這個國家的形成,其光明面和陰暗面的披覆,都給那個時代的日本人留下可抹滅的印記。至於,作為後見之明的我們,只能從這些歷史的蜘蛛馬跡給歷史做分期,以方便我們隨時進入那個年代,考察或考古或隨意思想,全憑理智的讀者決定。

(註:本文參考丸山真男《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家永三郎《日本道德思想史》、鹿野政直《日本の近代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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