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事生非】真相的缺席,正義的缺場——《大佛普拉斯》的後民主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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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前語:由黃信堯執導、講述小人物悲慘命運的臺灣影片《大佛普拉斯》,在去年第54屆金馬獎上一舉奪得最佳新導演、最佳改編劇本、最佳攝影等5項大獎,成為當晚華語影壇的最大贏家。當根植於本土情境的視聽語言,與遠在歐洲的觀眾相遇,將產生怎樣的感官體驗,抑或碰撞出怎樣的思想火花?三月上旬,走過十個年頭的CinemAsia Film Festival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再度拉開帷幕,筆者受邀參加《大佛普拉斯》的放映活動,並且有幸見到親臨現場的黃信堯導演,同他就影片和電影節之行交流感想。帶著這些思考,筆者試圖在跨地域、跨文化交流的背景之下,結合訪談內容,說說個人的體悟和見解。

真相的缺席與正義的缺場

黑白色調的大幅運用、貫穿始終的方言對白、大膽露骨的情色暴力,以及紀錄片風格的影像質感和解說技巧,凡此種種,構成了《大佛普拉斯》帶給我的直觀印象。導演黃信堯以舉重若輕的戲謔口吻,講述了草根人物的悲慘命運。同為天涯淪落人的守夜人菜埔(莊益增飾)和拾荒者肚財(陳竹昇飾),在好奇心與窺淫癖的雙重驅使下,在無意中見證了權貴階層的駭人行徑,落得一個魂不守舍,一個命喪黃泉。一邊是窮困潦倒、顛沛流離的邊緣個體,一邊是同流合污、隻手遮天的利益集團,人物之間社會地位與生活境況的強烈反差,使得本片成為一則黑色幽默風格的政治寓言,促使觀眾將批判的目光投向現實生活的美好圖景,從而發掘那些或被無意忽視、或被刻意掩埋的陰暗面。

在電影中,此種反差在肚財和菜埔觀看行車影像時,表現得最為直接:相對於黑白基調的底層人生,監視器投射出的是名流人士衣食無憂、花天酒地的五彩斑斕。在這一場景中,色彩帶有強烈的指涉功能,成為對現實的轉喻。在另一場景中,替老闆取件的菜埔誤入土豆(納豆飾)所在的便利店,終在點醒之下才意識到自己要去的是對面的7-11(Seven),而不是洗門(Savon)。同樣是便利店,一個是國際化的商貿體系,一個是在地化的小本買賣,卻因為招牌名稱的相近,使得後者完成了對自身的嘲諷,以及對前者的戲仿。兩家在空間距離上接近但檔次相去甚遠的店鋪,與黑白與彩色的視覺反差一起,突顯了貧富分化、二元對立的等級關係,更突顯了階級固化的社會頑疾。

無論是視覺還是語言層面,如果說以上場景可以視為導演用刺激性的敘事手段引發觀眾的正面回饋–對官商勾結的憎惡,以及對邊緣人物的同情;那麼,在本片中,導演也有意在敘事時空中製造斷裂、設置盲點,以此來達到更深層次的社會批判,即真相的缺席,與正義的缺場。

這世上沒有真相,只是個人的相信和判斷

圍繞本片戲劇衝突的焦點──黃啟文(戴立忍飾)因情感糾紛將葉芬茹(丁國琳飾)設計殺害,並棄車藏屍。假若認真探究這起兇殺案的前後呈現,我們不難發覺,其實影片隱去了許多關鍵情節。例如黃啟文在殺死葉芬茹之後,究竟是如何將屍首藏置於佛像之中?如果可以確認屍首就在佛像之中,那麼葉的汽車又被作何處理?同樣地,在表現肚財之死時,影片也採用了類似手法:導演讓觀眾看到的是死亡發生之後,而不是死亡發生之時。也就是說,肚財究竟是如何被殺死的,被誰殺死的,是謀殺身亡,還是純屬意外?通向這些疑問的線索都沒有直接給出,於是觀眾只能借助電影提供的各種資訊(譬如導演的旁白陳詞),依照自己的邏輯,梳理出自己的劇情。因此真相變為一個相對意義而非絕對意義上的存在,它取決於人們各自不同的辨別。或者說,這世上沒有真相,有的只是個人的相信和判斷。

事實上,這種對於真相的虛無感,在電影前半部分肚財和釋迦(張少懷飾)路遇警方的橋段就可以看出。在導演本人調侃式的解說下,觀眾在銀幕上目睹了同一事件的兩種版本。現實中的肚財被罰沒財產不說,還被以妨害公務的罪名押至警局,無辜扣留;新聞報導中的肚財則淪為精神病患,不由分說就向人發起攻擊,理應收監。猶如黑澤明的《羅生門》,真相是如此脆弱而多變:它任人擺佈、肆意塗改。更為可悲的是,包括警方和媒體在內的公權機關早已變為服務於既得利益者的擋箭牌,不惜將謊言以真相的面目示人。於是乎,真相儼然成為謊言的代名詞。對於像肚財和菜埔這樣的底層人物來說,真相不是不存在,而是一種他們難以企及的特權。

即便拋開真相不談,縱使黃啟文是殺死葉芬茹和肚財的罪魁禍首,但在影片最後,他依然在腐敗官僚的庇護下逍遙法外。當伸張正義變得遙不可及,整個故事也從插科打諢的市儈幽默,走向感懷時世的悲天憫人。就當絕望與消沉的情緒開始彌漫,所幸導演還是為他關注的草根群體–不管是銀幕之內還是銀幕之外–留下了些許希冀的空間。在沒有一句對白的影片結尾,高僧與信眾在護國法會上頌誦經文,卻聽到從佛像方位傳來的陣陣聲響。真相的缺席,與正義的缺場,在這一戲劇性的時刻,以懸念叢生的方式極致上演。

面對權威的質疑精神

《大佛普拉斯》透過故事情節上的正向描寫和反向暗示,猶如印章的朱文與白文,在明暗起伏之間,讓人們目睹生存之艱辛,感悟世道之兇險。從三十年前《愛拼才會贏》的那句「三分天註定,七分靠打拼」,到三十年後《大佛普拉斯》的「三分靠作弊,七分靠背景」,經歷了民主轉型與經濟起飛的臺灣社會,在導演黃信堯的影像中, 看到的既有官宦商賈的聲色犬馬、沆瀣一氣,也有底層民眾的風雨同舟、同病相憐。用導演自己的話說,他之所以要拍這樣一部影片,不單是為了宣洩心中的憤懣,更是為了面對權威發出自己質疑的聲音。

事實上,在電影放映結束後,就有現場觀眾問道,電影中對於佛像及佛教人士的刻畫,是否對宗教文化有失最起碼的尊重?對此黃信堯及時予以說明。他解釋說,大佛在電影中的出現實為一種象徵,所代表的是那些人們長久以來普遍接受的規則與信條–無論是宗教、法律、還是道德倫理–都是由人制定並傳播開來的理念。易言之,一旦在經年累月的傳承與踐行中形成廣泛的約束力,那麼這些理念就難免上升為帶有普世意味的權威信仰。面對此種情形,黃信堯認為,既然這些秩序與規則都是人為產物,那麼隨之產生的問題,歸根結底就是人的問題。

當把這種對普世價值的質疑精神,代入到《大佛普拉斯》的故事當中,導演的用意也就不言而喻、不證自明。像高委員、劉議長這樣利用民眾訴求為一己謀私利的投機政客,正是打著民主自由、公平正義的幌子,在權力的階梯上步步高升。像黃啟文這樣舉家移民、前景廣闊的精英人士,卻在愛國奉公的光環下,甘願成為腐敗官僚的附庸,幹著中飽私囊的勾當。對於宗教乃至生命,他們不但早已失去了敬畏感,更將其作為獲取資本的工具。如此一來,肚財的喪命和菜埔的窘境,就不再是偶然性的遭遇,而是必然性的悲劇。

《大佛普拉斯》不僅旨在喚起觀眾對貧困群體的關切和同情,更試圖啟發人們對自身所處的社會、國家、乃至世界所宣揚的普世價值,在接納之前以及之後,皆須報以懷疑的態度。具體到臺灣而言,這部電影所傳達的,應是在民主理念和制度早已根植本土、不可動搖的今天,人們該以何種方式面對並解決、而不是忽視和回避隨之產生的種種問題。畢竟,正視現狀,便是改善現狀的開端。


看電影

荷蘭亞洲電影節

3/6 – 3/11 第十一屆亞洲電影節,阿姆斯特丹Kriterion電影院

4/28 亞洲電影節精選(The Best of CinemAsia),阿姆斯特丹Kriterion電影院

5/5 – 5/6 亞洲電影節巡展(CinemAsia 2018 On Tour ),鹿特丹KINO電影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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