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台灣的恩人群像錄》:啟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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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啟蒙者(節錄)

一個國家社會邁向現代化之路,國民素質高低至關緊要,而教育品質常是其關鍵因素。台灣在大清帝國統治時代,上學識字是少數人才有的權利,多數人民無緣接受教育,文盲到處可見。直到十九世紀末葉進入日本時代,普羅大眾透過公學校等國民教育體制,才逐漸普遍有機會學習識字與接觸現代文明;台灣許多國民小學從進入二十一世紀前後陸續歡度百年校慶,翻開它們的校史發展,都可追溯到日本時代推行的國民普及教育。

得過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哈佛大學教授沈恩(Amartya Sen)在日本紀念終戰七十年接受《日本經濟新聞》訪問,從國家社會發展的角度,特別推崇這一始自明治時代所推動的「日本模式」:大力發展教育,提高國民識字能力,並重視衛生醫療,以增進國家社會發展的基礎。明治時代中期起成為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受大局牽動,因教育普及而隨之逐步邁向民智開放與社會現代化時期。

不過,在進入日本時代之前,來自西方的傳教士其實已在福爾摩沙開展啟蒙工作,致力興學與教育;儘管其規模較小,也非全面而普遍,對這片土地人民的貢獻仍極顯著。

傳教士在社會基層耕耘,主要是為了傳播福音。在十七世紀的荷蘭統治時代,南台灣麻豆、新港一帶的西拉雅族,已有機會透過羅馬拼音的「新港文」閱讀、書寫,接受主日學校教育。十九世紀下半葉之後,西洋傳教士進一步經由設立識字班、推廣台灣母語羅馬字系統或通稱的白話字,以掃除文盲,致力讓普羅大眾讀懂《聖經》,並接受外來文化。由於白話字比漢字易學易懂,一般人只要幾星期就可學會,且讀、說、寫一致,既有助傳教溝通,也有利教育推廣。在戰後國民黨政府禁絕母語教育前後,白話字是台灣老輩通信所使用的文字之一,如今仍為保留母語的有效工具。

識字、讀書都需要字典,西洋傳教士以白話字翻譯《聖經》之外,也編著字典,流傳到今天。啟蒙工作有賴傳播媒體,一八八五年至今持續發行的《台灣教會公報》,是台灣第一家、也是發行最久的報紙。它以白話字印刷出版,報導內容雖以教會新聞為主,透過教會在各地活動所反映的風土人情及新聞事件,成為登載近一百多年來台灣歷史的珍貴紀錄。

不僅如此,西洋傳教士也興辦學校,有培育本土傳教師養成班、神學院,以一般漢人為受教對象的中小學,專注女性及原住民教育的學堂,還創立了盲人學校。這些學校都開風氣之先,為台灣現代教育史上之首創。經由這一過程,台灣人民開始有機會接觸西方現代文明及科學知識,加上日本時代普及的國民教育,戰後的持續注重,一個多世紀以來,台灣的教育發展蓬勃活絡。

在十九世紀西洋傳教士到來之前,台灣的教育制度和內容處於傳統相因且未現代化。清朝時代,雖有官設的各地儒學、收偏遠學子的社學(包括招募原住民的「番學」)或清貧孩童就讀的義塾,也有民間的書房、書塾、學堂等,加上介於兩者之間的各地書院。所有這些,都不是普及的國民義務教育,且課程內容主要為往後的考試(科舉)而定,限於經學及藝文,重背誦、引經據典,論述受八股框限,鮮少觸及科學現代知識;私塾更有師資不齊、修業年限不一等品質問題。

相形之下,在西方教育中最基本而普通的學科,如地理、算術,漢人社會卻很少人重視。這樣的教育制度與內容,導致民智不開,無以造就現代化國民,社會傳統保守,跟不上外在環境的變化,也難以持續。

在台灣傳教超過四十五年的長老教會牧師甘為霖,曾評論台灣在清國統治下的教育狀況︰

「島上的教師遍佈,但官員對他們不聞不問。這些教師不僅在教學技巧上不得要領,甚至缺乏教導一些簡單的科目,如算數、地理的能力,這些對於求學的孩子們是相當不利的。」

在受教育機會屬少數人才得以享有的社會,甘為霖對所謂「讀書人」自不敢恭維︰

「他們是以孔孟思想為主軸的士紳階級,備受尊崇,尋常百姓把他們當成智慧的寶庫,認為他們相當幸運,只要教書和做些吹毛求疵的瑣事,就能賺得一大筆錢。他們大約有七成的學識是贗品,只是不斷地強記中國經典,並跟隨這些經典的傳統詮釋罷了。他們排外的心態,眾所皆知,實在很難在其他地方,找到這麼一群氣度狹窄而不切實際的人了。」

十九世紀清治末期在嘉義的一次旅行中,甘為霖親睹了這種教育制度之下所導致的社會集體無知和迷信,連有地位身份地位的「讀書人」與官員都不例外。那是一次發生月蝕的景象,他看到知縣和部屬來到廣場,站在供桌後,點了幾柱香,開始進行冗長的祭拜:

「當月亮開始變暗時,知縣的動作變得激動起來,底下的所有民眾則努力敲鑼打鼓、放鞭炮,每個人好像發瘋似的,一直在那裏大吼大叫。當然,不會有天狗或巨龍受得了這種叫囂,所以過了不久,嘉義的月亮又露了臉,民眾便很安心地去慶祝了,直到下一次日蝕月蝕再發生。」

相形之下,西洋傳教士帶來新式教育,為台灣教育現代化邁開腳步。百年樹人,長年耕耘積累,一百多年來,他們作育英才無數,所設學校有些至今仍弦歌不輟。

傳教士興辦教育,初衷自與宣教的宗旨關係密切。一八六九年,來自英國蘇格蘭長老會的傳教士馬雅各為培育台灣青年傳道人才,在府城始創傳教師養成班,這是台南神學院的前身。一如他身為西洋傳教士的先驅,馬雅各的這一教士養成班也是當時的第一家。

培養本地傳教師,且讓他們知識與熱誠兼備,是包括馬偕在內等西洋宣教者從在台灣實務中很深刻的體會。從而,傳教士所興辦的學校,除了神學及宣教實務,也著重自然人文及科學的知識傳授,其教育內容及教學方式,絕非漢人傳統教育所能相比。不妨用馬偕的話來說:

「在北台灣宣教工作的主要計畫是培訓本地傳教者。.傳教者要能令人民尊敬而且能持續工作,就必須具有知識而且有熱誠。.我每次出去旅行、設立教會,或者探索荒野地區時,都會攜帶我的地質槌、扁鑽、透鏡,並幾乎每次都帶回一些寶貴的東西,存放在淡水的博物館。我曾經試著訓練我的學生,用眼明查、用心思索,以瞭解自然界蘊藏在海裡、叢林裡、峽谷中的偉大訊息。」

事實上,馬偕教導學生的課程,除了《聖經》及神學相關課目,還有「教會史」、「地理」、「天文」、「解剖學」、「生理學」等文史和科學學科。

一八七七年,同樣來自英國蘇格蘭的巴克禮發揚光大,接手並合併府城及打狗的傳教師養成班,擴充為「大學」(Toa-oh,Capital College),擔任校長,教師有李庥、施大闢(David Smith)及甘為霖三人,學生十三人,包括貧農子弟,這就是現今台南神學院的由來。

「大學」做為教士養成學校,傳授神學,注重品格培養,外加傳道實務,課程不僅包括漢文,還首創科學教育,舉凡物理、地理、地質、天文、攝影⋯⋯,盡入課程。學生除了做實驗,也有機會透過大型望遠鏡觀察土星、木星、月球等天文景觀,理解陽曆與農曆的區別,大開知識與心胸視野,突破一百四十年前只重背誦的漢人教育窠臼。巴克禮以宗教與科學兼備,開啟了台灣現代化教育先河。一八八五年,長老教會中學堂(長榮中學)成立,這是台灣第一所西式中學;巴克禮也是創校者之一。在北台灣,馬偕一八八二年創建牛津學堂(Oxford College,漢名「理學堂大書院」,今真理大學)。在淡水的這一學堂取名牛津,是因經費得自馬偕的故鄉加拿大安大略省牛津郡鄉親加幣六千二百一十五元捐款。馬偕親自參與選地、繪圖設計,並監督工程。學堂所授的學科,除了神學,還有社會科學、自然科學、醫學理論及臨床實習等,完全是新式教育。

兩年後,他再成立女學堂,招收三十四名學生;與一八八七年成立於府城的長老教會女學校,都開風氣之先,為台灣的女子現代教育邁出步伐。

在此之前,李庥於府城倡議女學,但他因染瘧疾,英年早逝,由牧師娘伊麗莎(Eliza Cooke,1828-1902)以台灣第一位女宣教師接棒,完成設校。一八八七年二月,「新樓女學校」開學,為南台灣之首創,入學的條件是「不裹小腳」,後來發展為長榮女中。

不過,開創風氣並不容易,受到傳統禮教約束,漢人女性拋頭露面的機會甚少,重男輕女觀念具體展現於「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傳統,把女性識字、上學視為非屬必要,其識字率因此遠低於男性。宜蘭平埔的噶瑪蘭族人曾親炙馬偕傳布福音,對淡水女學堂最為捧場,女學堂因此有不少原住民女生。

啟蒙的工作,使當時教育尚不發達、就學機會不普遍、文盲佔絕大多數的漢人社會,從識字、接觸基督福音到接受現代化課程,得以學習歷史、地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醫學理論及臨床實習等知識,也因接觸現代文明而解放思想,消除迷信。馬偕把教育對象擴及識字率較低的女性,女學堂還提供免費食宿;另一部分平埔族人也因經由參與教會活動,有機會開拓精神層面的視野。從而,對當時男尊女卑、視原住民為化外之民的保守社會,都有正面而深遠的影響。

來台灣的傳教士既以白話字為推廣普羅大眾說、讀、寫及溝通的工具,編纂白話字字典便成必要的工作。這方面最著名的,當屬甘為霖一九一三年所編著的《廈門音新字典》,通稱「甘字典」。

「甘字典」出版時台灣已進入日本時代,在橫濱印刷,台灣教會公報社發行一千冊。它參考《康熙字典》及前此西洋傳教士所編同類字典,收列約一萬五千字,附錄還有普通地名及人名、聖經中的地名及人名、字姓、六十甲子及節季、字部等表。注釋用法均採白話字,讀者可經由廈門音來識字,出版後深受歡迎,一九二四年再版。發行以來,在同類字典編纂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至今且為保留台灣母語的重要工具書之一。

有關白話字字典,除了甘為霖之外,最早與馬雅各一起從打狗進入台灣,考察傳教可行性的杜嘉德,一八七三年編有《廈門音漢英大辭典》(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Vernacular or Spoken Language of Amoy)。這一辭典經巴克禮修補增訂,是為一九二三年的《廈英大辭典增補》。另外,馬偕編著的《西台字典》或《中西字典》(Chinese Romanized Dictionary of Formosan Vernacular)於一八七四年刊行,一八九二年增補,收九千四百五十一字,共二百二十六頁。

傳教士不僅經由教育、興學、編著字典等開闊了台灣人民的心智領域及眼界,在實際生活也引進西方飲食文化,豐富了台灣人的盤中飧。馬偕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在北部各地傳教時,發現農民種植的蔬菜只有十多種,乃引進歐美蔬菜種子,透過傳教士及信徒免費分發北部各地,其中包括如今相當普遍的高麗菜(Cabbage)、花菜(Cauliflower)、蕃茄、敏豆、紅蘿蔔等,既增進農民收入,改善生活,也改變了台灣人的飲食。

台灣民主先知彭明敏的祖父彭士藏年輕時,曾受僱為巴克禮的廚子,飲食習慣在耳濡目染、親自嘗試之後,深受影響。對此,他有一段文字描述:

「祖父⋯⋯看到他們每日早餐前喝杯果汁,十分詫異不解,後來自己也染上,恐怕是史上第一個有此習慣的台灣人。母親昔時住入女宣教師小私塾,女宣教師們種植外來的蕃茄,台灣少女們初嚐之,被其其味怪臭嚇倒,但後來開始喜歡之,亦成為史上或許是第一批愛吃蕃茄的台灣少女。」

日本有評論者認為,「明治維新是從吃外國料理開始的」,因為料理代表一個國家或社會的文化、制度、傳統。台灣的現代化之路,飲食的改變而多元,也是一種顯而易見的現象。

外國傳教士長期奉獻台灣,深度融入本地社會,身為不同文化背景的異鄉人,他們都先對台灣有深入研究查考,啟蒙者本身也立下學習求知的極佳榜樣。馬偕學習台灣話的過程,尤其在「放牧水牛的草原」向牧童學習,就是顯例。

馬偕一八七二年在淡水獨自展開傳教工作,語言是最須克服的難題之一。他剛到台灣,曾在南部與李庥牧師共事兩個月,跟他學會了台語的八個音調。到了淡水,既沒有老師,也無初學者所常需的入門書籍,他改從與僕人交談中學習,最終卻屢讓僕人不勝其擾而求去。有一天,他在草原上碰到一群牧童,經過兩天試探互動,第三天起每天和他們聊天、玩耍四、五個小時,聽到新字或詞就記下來,晚上再查字典學漢字,並大聲練習,訓練自己的發音與聽力。其間,他盡量避開西洋人及會說英語的漢人。如此認真學習,不到五個月,馬偕已可使用台語做他第一次講道。

台灣在一八九五年進入日本時代之後,教育開始普及,報紙及出版等文化事業也逐漸發展,沈恩教授所指出的「日本模式」推廣及於殖民地台灣,台灣人的教育知識水準明顯提升。親身經歷台灣從清朝時代走入日本時代的甘為霖有一段觀察:

「在這股前進的潮流中,福爾摩沙並沒有被遺忘。八歲以上的孩童,必須接受義務教育;每個大村莊都設有公辦學校,提供免費的日語和漢語教學;在台北、中部的台中、南部的台南,每天都有日文和漢文報紙發行。」

經過傳教士的基層耕耘,啟蒙之後的台灣社會,至此走向全面的現代教育與民智提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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