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無畏的反抗者——楊元丁

友善列印版本

「楊元丁已死亡月有餘日,死亡何故?諒係被人暗殺,棄屍港中。」這是保密局基隆情報人員楊風所披露的內容。為何要暗殺楊元丁?統治者也害怕被知道:他們確實殺了人民所感念的人。

楊元丁(一八九八~一九四七),基隆市參議會副議長,他還有另一個身分是政治建設協會的理事,這個組織從日本時代的台灣民眾黨脫胎而來,宛若戰後隱形的反對黨。所以楊元丁不只是一個地方型的議員,更參與在整體民主改革的脈動中,不訝異的是,戰後第一個主張縣市長民選的聲音,從基隆市參議會發出。

走過日本時代的抗爭運動,楊元丁究竟為什麼而戰鬥,竟繫獄高達六次。出生桃園八塊厝,他二十四歲來到基隆,在煤商大祥行工作,與工人為伍,切身感受來自資本家與殖民統治者的雙重剝削。

一九二七年蔣渭水成立「台灣民眾黨」,他隨即加入,並組織「基隆行商自治協會」,成為工友總連盟的加盟團體。台灣在戒嚴令下被封閉長達四十年的勞工運動,楊元丁早在基隆昂憤發聲。

每與同志假寺廟演講,批評日人政治舉措失當,言及台胞待遇之差別,義憤填胸,輒大聲疾呼,籲請改善,語涉激烈時,臨監警吏命中止,不答應,下君於獄凡六次。

這是陳其寅先生對他生動的描述。對日本殖民者的壓迫,他如此憤慨,他是不怕被關的!台灣民眾黨發起對日本鴉片政策的抗爭,一狀告到日內瓦國際聯盟總部,引來國際關心,日警要逮捕印發傳單抨擊政府的人,楊元丁一肩扛下,繫獄二百八十四天。這是他的豪情。

有一種豪情,台灣歷史很少書寫,那是不屈於統治者、敢於承擔且為眾人受苦的人格。

一九三七年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對台灣社會運動的控制也轉趨高壓。此時楊元丁不願自己身陷中國變敵國的掙扎,且他是日本政府眼中的反對派人士,監視與壓迫勢必更加嚴厲,於是決定前往中國。

其子楊光漢回憶:「即使在杭州,我們也不能讀中國學校。我們一到中國,日本政府就通知那邊的日本領事館,我們人一到就要去報到,上日本學校讀書。……但是小學畢業後,父親曾經偷偷送我們去中國學校讀了幾個月。……父親的中國觀念,是完全的認同中國,常對我說,我們是中國人。」

戰爭結束後,楊元丁回到台灣,對公共事務的熱情不減,他投入第一次民意代表的選舉,不只當選基隆市參議員,更被選為副議長。

的確,他每一次質詢,都是媒體關注的焦點。而透過這些質詢內容,我們也更瞭解楊元丁心中的價值。因為同樣為日本時代的社會運動者,有人在意的是民族主義,而非民主,因此回歸後,成為不再議論時政的順民,但楊元丁顯然不同。

其中兩起事件成為焦點,一是人事問題,媒體披露市長石延漢,大量舉用外省人、裁去本省職員,沒想到市長的回答是,他不認識本省人,所以只好找自己的知己。這也反映了戰後初期人事問題何以如此荒腔走板。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四日,《民報》報導了楊元丁的質詢:

一、市府接收時,本省人有一三四名,據十一月二十一日報紙上的統計,外省人七十六民,本省人七十四名是何故?二、公營事業也是外省人佔多數。三、市長前對林兩成的答覆說:因為土地生疏不知,有能相信的找本省人不到(找不到可信任的本省人),所以採用知己的外省人,……有人說,現在市府採用人員,像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樣的奴隸政策。

楊元丁身上確實有一種無畏的氣魄,敢言人所不敢言,揪出兩位既領參議員薪水又領區長薪水的人。這是要得罪人的,但卻是議員監督的職責。

改介壽館為工廠

一九四七年逢蔣介石六十大壽,台灣各界發動募款,要捐一億元獻金蓋「介壽館」。第一次募款會議時,楊元丁就站出來說話了,他說台灣失業問題嚴重,建議獻金的一部分應該拿來蓋「介壽工廠」。

台灣目前因失業者氾濫,百物飛漲、乞丐滿路,省民備嘗困苦,故該募款一部份請改為收買現在政府標賣中的工廠,以本省人為本圖謀復興。一、可救濟失業;二、台灣可以工業化,然後所得利潤用來擴大建立偉大的介壽館;三、可救濟貧困學童……」這是《民報》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日的報導,不得不為楊元丁拍拍手,他不隨眾阿諛最高權位者,而是與人民站在一起。說出人民的感受,也為崩潰的經濟及嚴重的失業找方法。

而二二八事件一發生,除了政治改革的訴求外,楊元丁汲汲奔走的就是幫人民找米吃。他不只是二二八處委會的副主委,更是糧食組的負責人,他請各界捐米,幫助飢餓邊緣的人民。

親向糧商殷戶勸募,曉以大義,多被感動。提供雜糧麵粉,由各區造貧民冊,按戶給糧。

之後,因從台北調來的米糧在八堵遭軍警攔截、無法放行,楊元丁前去交涉,卻遭逮捕,三月十日屍體浮於基隆港。

匆匆地,一如戰後他立在基隆的身影,一直在為眾人之事奔波;匆匆地,死前一刻,他還在為市民解決無米可吃的問題。

特務單位的機密檔案說:「三月九日軍隊上岸,本日楊元丁遭密裁。」     

何謂轉型正義?基隆的人民領袖楊元丁,究竟遭誰下令密裁,民主政府豈可始終沈默不語。

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