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帝國的慰安婦》:「愛國」的慰安婦與帝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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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帝國的慰安婦:殖民統治與記憶政治
作者:朴裕河
譯者:劉夏如
出版社:玉山社
出版日期:2017/07/01

「愛國」的慰安婦

1.「自願性」的結構

「慰安婦」的「強制連行」,基本上只限於戰場與佔領地。吉見教授指出,印尼的「安汶島上確實發生過強制連行與強制使役」。(吉見義明,二○○九夏季)但正如前述,那裡的強制性與朝鮮人慰安婦所面臨的強制性,兩者並不能等同視之。那些朝鮮人女性,很多人都是在貧困的日子中,為了奢求「吃口白米飯」,或是想讀書卻受制於家父長制的束縛,想逃離現狀而離家出走,追求個人獨立生活。

然而,即使看起來是「自願」前去的,那也只是表面上的自願性而已。是整體社會結構驅使那些女性選擇從事「醜業/性工作」工作的,與她們個人的意志無關。她們只是因為貧窮、因為生在殖民地以及強大的家父長制社會,沒有機會受教育(累積文化資本)可以從事其他工作來獨立生活。

所謂工作,是讓自己有「立足之地」,不用依靠家裡、經濟自立、對社會有貢獻。但提供「性」的工作,即使制度上沒有問題(例如合法公娼),仍然無法在社會上/心理上被接受。在這種情況下,從事那樣的工作,若她們是「自願」前往,其背後社會結構的問題才是應該思考的重點。更何況,那些參加招募而來的女性,她們除了必須在戰場最前線忍受炸彈和暴力的折磨,同時還要應付士兵們的性需求。

戰爭開始,我們就拿起鋤頭挖洞,在島上四處走避空襲。那時,楊應七(音譯)跟任昌洙(音譯)兩人會讓我坐油輪移動。等我身體恢復後,再運送炸彈。逃難途中,我會拿木板擋一下洞口,然後就在洗衣服的大木盆裡放滿水,清洗下半身。沒多久,男人就撲過來了。有時,會在香蕉、椰子或sasapo(意義不明)等水果樹下,搭起簾子就跟男人們做了。有時,我會拒絕喝醉酒撲過來的軍人,說我性器腫脹疼痛沒辦法,他就用劍打我肩膀。有時也會被軍人用槍桿打臉。而且,有時連走路都沒辦法好好走了,還是得幫忙清洗染血的繃帶。(《強制》2,六十頁)

這些女性所從事的工作,已經連醜業/性工作都不能算了。在那種極限狀態下,能否拿到「報酬」(「軍票」)實在很令人懷疑。最重要的是,這個證言很傳神地說明了,她們所扮演的角色,真的就是名副其實的「娘子軍」。她們挖洞藏身、逃難途中必須運送炸彈和洗繃帶;然後,空檔時間還得應付士兵們的性需求。身體很不舒服時,雖然會拒絕軍人,但還是竭盡全力協助日本軍隊的作戰。她們做這些工作,事實上無關自願與否,是背後無形的壓迫結構,逼著她們不得不如此。

2.慰安婦扮演補助軍的角色

慰安婦圍繞著士兵們,「她們聚集過來,很熱心做生意、打招呼,不斷向我們獻殷勤」,「看起來很開朗快樂」、「一點也沒有所謂『性奴隸』的樣子」。(小野田寬郎,二〇〇七)以上是否定論者的證詞。但之所以有如此表現,與前述無形的壓迫結構有關。她們的獻殷勤、開朗、快樂,其實是因為她們想以自己的方式,努力為「國家」奉獻。在業者嚴密的監控管制下,她們已經明白,無法憑自己的意志來改變一切、回去故鄉。最初的為難困惑、憤怒與悲哀,隨著時間的流逝,她們不想再自怨自艾,轉而採取積極的行動。但對此又有誰有資格能批判她們呢?如同小說《蝗》的情節,「唱歌的慰安婦」與「悲慘的慰安婦」,兩者並不是對立的存在。「獻殷勤」的笑容與慰安婦的悲慘性,其實也是可以並存的。

這些女性,對於自己被賦予的「慰安」任務,恪盡職守。那種熱心殷勤的笑容,不只是賣春婦的笑容,更是「愛國女孩」的笑容,完全忠於自己慰安士兵的角色。即使有否定論者所說那種「用眼淚欺騙士兵或下級士官,詐取高於規定消費金額的錢,是很厲害精明的女人」(同前書)的情節,日本人自己也完全沒有立場可以批判她們。因為,是日本為了「慰安」士兵,才需要這些殖民地女性去當慰安婦的。或許也正由於她們「很厲害精明」,才有辦法忍受白天洗衣看護、晚上陪睡的那種殘酷嚴苛的重勞力生活。

帝國的男人們以「為國」而戰的大義名分,遠赴戰場。身為殖民地人民、身為「平民女性」,這些朝鮮人慰安婦僅存的尊嚴與生存意義,就是「慰安」那些為國而戰的士兵們。(木村才藏,二〇〇七)她們只能肯定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並內化成「愛國心」。同樣地,戰爭動員時期,「除了內地之外,有許多志願赴戰場的人,不斷從朝鮮、台灣湧過來」。(同前書)這種「愛國」的表現,毫無疑問,是日本刻意讓殖民地人民將其內化的結果。

日軍慰安婦當中,有些人甚至會跟著軍隊進到深山內地,其中多為殖民地女性。她們是是個人選擇抑或結構所導致,無法明確得知。但她們確實「為了國家」而跟著日軍跋山涉水、留駐在那樣的地方。日本的「愛國者」(往往也是慰安婦問題否定論者)批判這些殖民地慰安婦女性,其實是很矛盾的。如果因為是朝鮮人才被置於那樣嚴苛的環境,那麼就是對殖民地女性抱持著「階級與民族」的雙重歧視。即使是「自願」選擇前去,她們的自願性與積極性,也都必須置於前述「愛國」的強制性結構下來重新理解。

不管是為了賺錢或被強制,朝鮮人慰安婦身處危險之地、飽受生命威脅是事實(《毎日グラフ別冊 日本の戦歴》,二十一頁,與軍隊共同渡河的照片及照片標題說明)。即使真是出於慰安婦個人的積極性,「為了不想被歧視,必須表現的比日本人更像日本人」這樣的殖民地結構,我們也不應該忘記。

如同在陳村那樣,大陳島這裡也是,入冬後,一個月會有一天的休假日,不用慰安軍人。休假日早晨,會到日本軍人的墓地除草、拈香、掃地,雙手合十致敬。那裡都是一些死後無法歸鄉、埋骨於此的軍人。即使是下雪酷寒之日,也會上山來做這些工作。不清楚墓地的時候,知道地點的人就會來帶我們過去。假日會清洗有血污的軍服或棉被,將它們重新縫整好再拿去部隊。

另外,軍人們出征時會開歡送會,他們回來時也會出去迎接。偶有空檔時間,會做些消防演習,或擺好裝米布袋,做刺槍練習。消防演習在陳村也做過,但此時在這裡會戴上黑帽、穿黑色綁腳雪褲(工作服)。(《強制》2,一七七頁)

朝鮮人慰安婦,不僅必須慰安活著的日本軍人,也必須撫慰死亡的軍人。清洗「有血污的軍服」以備下一場戰事。為了必要時可以跟日本軍人一起作戰,有時也要接受備戰的「訓練」。這些已經是國防婦人會成員在做的事了,完全就是戰場上的國民總動員風景。正因為如此,當時的她們可以被視為與日軍「命運」相連、生死與共的「同族」(古山高麗雄,〈白色田圃〉,九十頁),一起參與日本的戰爭。

有關戰場上士兵們的性行為,該如何看待呢?面對死亡這樣的「非日常」,在巨大的壓力下企圖重返「日常」,或許也是種苦悶欲望的展現吧,很難一律貶斥。但要追究這個問題的責任時,性行為的主體─日本軍人(或其後裔),或許會認為當時的軍人在慰安所的性行為是「為了確認自己曾經短暫活過」。(諏訪澄,二〇〇七)但那種確認,對本人或許是活著的「證明」,但對他者而言,可能就只是純粹的痛苦。會有這種「證明曾經活過」的想法,基本上並未考慮到他者的立場。

安倍晉三首相曾將慰安婦與韓國的「妓生之家」(キーセンハウス)做比較(《歴史教科書への疑問》,一九九七,三一三頁)。慰安所是為了「戰爭遂行」的軍人專用場所。「妓生之家」則是七〇年代時,韓國為了吸引日本觀光客而設置的賣春設施。從幫助國家賺取外匯的角度來看,「妓生之家」與過去的「唐行小姐」,結構上是一樣的。但即使如此,多數慰安所還是有其特殊性,那是一個被迫移動到遠方、生命飽受威脅、暴力被日常化的戰地場所。而裡面的朝鮮人慰安婦,對習於絕對服從的軍人而言,她們是自己唯一可以行使權力的對象。讓女性身處那樣的權力關係結構,不僅默認不管,甚至進而強化那樣的結構,這是朝鮮人慰安婦問題當中,日本政府最大的責任所在。

慰安婦與帝國

受到尹貞玉教授見解的影響,韓國的慰安婦問題相關人士,一直將現代日本視為軍國主義國家或具有侵略性的國家,認為慰安婦問題是日本特有的問題,原因即在於天皇制與武士傳統。

然而,慰安婦問題的根本源頭在於公娼制度。公娼制度允許傳統社會買春賣春的性交易活動,並加以管理。步入近代之後,越來越多的貧困少女被販賣至海外,她們最初的安身之地,大多是港口城市。近代國家為了管理這些人口的移動,同時,也為了盡可能留住那些「熱望國家勢力擴張」的築夢男性,進而將海外公娼合法化。就此意義而言,公娼制度促進了帝國主義(國家主義)的擴張與在地化。

將這種海外公娼制度移植到韓國的,正是日本(參照第一部第一章第二部分中的「業者的參與協力」)。而比日本更早在亞洲設立海外公娼制度的,則是西歐各國。西方國家在亞洲建立殖民地,日本為了避免被西方殖民地化,自己也加入了帝國主義行列。整體而言,公娼制度與帝國主義的發展,在時間上是一致的。

日本在台灣、朝鮮半島以及中國部分地區建立了殖民地。同一時期,英國在香港、法國在中南半島也都有殖民地,荷蘭甚至更早就在印尼建立了殖民地。其中,「亞洲的英屬殖民地,公娼習俗作為制度性的存在,甚至比近代日本的開國更早。」香港早在一八四五年六月就正式承認娼樓的存在,一八五七年公布「性病檢查條例」(條例第十二號),一八六七年制定新條例,規定了娼妓的登錄與實施身體檢查等相關事項。(矢野暢,一九七五年,四十頁)

描寫日本「唐行小姐」的名著《山打根第八號娼館》(サンダカン八番娼館)(山崎朋子,一九七二年),曾提及長崎少女被賣到婆羅洲的故事。當時亞洲女性的人口移動方向,多是流往歐美各國在亞洲的殖民統治地區。類似像新加坡那樣,充滿了「淫蕩白人蠢蠢欲動的港都」(矢野暢,一九七五年,十頁),往往是故事常見的背景。傳統社會的家父長制、支持海外擴張的國家主義與帝國主義勢力,都是驅使這些貧困少女「海外移動」的結構因素。

不消說,軍隊的存在,是「軍隊慰安婦」問題的根本理由。但「慰安婦」的存在,並不只是為了服務軍人,同時也服務那些因為商業目的或失業等理由,遠赴海外謀生的勞動者。例如,被動員來日本礦坑開墾的朝鮮人勞動者,他們的性需求也是慰安婦存在的理由,因而有所謂的「企業慰安婦」。企業慰安婦基本上,正是為了支援日本的勞動力、壯大日本帝國主義發展而產生的。這些被動員而來的朝鮮人女性,可說是朝鮮半島出身的「唐行小姐」。在大日本帝國境內,這些朝鮮人礦工,以及群聚在礦場週遭的朝鮮人企業慰安婦,皆可視為由邊緣往中心移動、支撐大日本帝國的境外勞力(「唐行者(からゆき)」)。為了競相「打造帝國」,對於當時的帝國主義國家而言,「慰安婦」的存在,幾乎是結構上的必然。

社會底層女性為求生存的人口流動,往往也意味著將她們編入不同的經濟運作體制內,並藉此提高其「身價」,導致底層女性人口的海外移動,絡繹不絕。換句話說,所謂的「慰安婦問題」,不僅僅是國家或帝國等政治層面的問題,本質上更是資本主義的問題。帝國/國家以商業「交易」為名,強迫他國簽訂不平等條約,形塑出對自己有利的環境,再從中進行商品買賣獲取利益。同樣地,從事人口買賣的業者或雇主,則是以女性身體為商品,與消費者進行交易。在經濟的層面,慰安婦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其實是這些業者或雇主,無視這些人的存在,將無法看清慰安婦問題的本質。

這些人口商販們,在離鄉背井的環境下,苦心竭慮謀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在異地打拼的過程中,不管是日常生活上的糾紛,或是戰爭層面的議題,難免會與國家利益產生衝突。帝國主義當局,必須一一克服這些矛盾難關,妥善因應並管理,儘量讓他們留在當地,越久越好,才能繼續維持帝國勢力的擴展,貢獻國家經濟的成長。慰安所表面上是為了軍隊征戰所需,追根究底,則在於前述帝國主義的本質,以及壓榨個人以追求最大利益的資本主義。所謂的「戰爭」,有時不過是藉由武力的手段,來成功掃除經濟競爭途上的絆腳石而已。日本近代啟蒙主義者福澤諭吉曾說過:「娼婦到海外賣春,對日本而言,乃『經世上之必要』。」(矢野暢前揭書,四十五頁)這句話,真是不可思議的準確點評。

近代國家為了追求「富國」,必須確保資源、販賣商品,不斷地擴張領土與國家的影響力。現代國家,雖然不敢再如此明目張膽地擴張領土,但為了本國的利益,依然會在各方面拓展實質的影響力。只要這種國家的欲望和推進力持續存在,必然就會持續動員軍人,以達成其目的。而為了服務這些單身離鄉的軍人,女性們再度被動員,以配合本國或對手國家的利益。換言之,「慰安婦」可說是軍人長期遠在異鄉、身處隔離狀態下、不正常的結構性產物。不論當初是業者配合招攬或女性個人主動,國家一旦理解到「慰安婦」的效用,最後勢必會介入、管理這個特殊性產業。所謂的「慰安」,不過是以「愛國心」為中介,讓當事人及他者,都難以洞悉箇中壓榨本質的修辭罷了。相較於其他國家的軍隊性服務,日本的慰安婦之所以特殊,在於將慰安婦「皇國臣民化」,讓她們成為戰爭的協力者,而近代天皇制正是讓戰時「國家總動員」體制成功的關鍵。這點與我們接下來所要討論的美國和韓國,情況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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