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摘】《有聲畫作無聲詩:陳庭詩的十個生命片段》──陳庭詩與二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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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有聲畫作無聲詩:陳庭詩的十個生命片段
作者:莊政霖
出版社: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7/01/18

【本書背景】陳庭詩(1913~2002)原籍福建,1946年來臺,終其一生以質量驚人的創作貢獻臺灣當代藝術。陳庭詩在國際美術年鑑《二十世紀藝術史》(Art of the 20th CENTURY)鉅著中是唯二入選的華裔藝術家(另一位為貝聿銘),在世界藝術史上地位可見一斑。

然而陳庭詩與他的故事卻鮮為大眾所知。事實上,陳庭詩在戰後臺灣的境遇,即是侯孝賢電影《悲情城市》中由梁朝偉飾演的瘖啞智識人士──林文清的原型。陳庭詩自幼患有耳疾,雖無法言語,但透過筆談與交心,與當時本省與外省文人奠定深厚交誼。陳庭詩從戰後初期來臺、歷經二二八、白色恐怖的年代,他的生命經驗,彷如戰後一部無聲的臺灣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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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日報》的陳庭詩──《悲情城市》的林文清

八、九O年代之交的某日,陳庭詩在埋首創作之餘,不忘抽出時間到外頭逛逛。來到定點,買一張票,坐在黑暗的電影院中,他暫時將幾乎填滿他生活每一個縫隙的藝術創作,安穩地擺在一旁,轉去欣賞另個領域創作者的成果。

但今天,他不是到平常去慣了的二輪電影院,而是換到一間專放院線電影的戲院,加入購票人潮,買一張貴出許多的票,帶著平常觀影時所沒有的複雜心理,坐進放映廳。那是一九八九年發行的電影,《悲情城市》。

一開始,看著螢幕上正在迎接新生命的到來、忙進忙出的一戶人家,因為聽不見與此同時播放著的日語廣播,陳庭詩還有些摸不著頭緒。直到電影開始三分鐘,螢幕上出現了幾行字,他才總算抓到電影開頭所在的時間點: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

日本天皇

宣佈無條件投降

臺灣脫離日本統治

五十一年。

那真是太遙遠的事了。即便是一向才思迅捷的陳庭詩,也較平時多花了數秒才憶起,並且推算出: 日本投降後,再過八個月,是他初次踏上臺灣土地的時間。

一九四六年某日,戰後在江西、福建一帶流徙數月的陳庭詩,突然接到一封轉了幾手才來到他手上的聘任書。聘任者是即將在臺灣臺中成立的《和平日報》分社,邀請他前往臺灣,擔任美術編輯一職。

抗戰雖已勝利,但戰時的創傷加上國民黨接收時的劫掠,中國大部分的文化機構都在艱難中掙扎撐持。此時,知識界普遍流傳一個說法,認為臺灣是戰後唯一還稱得上淨土的地方。加上臺灣在光復後隨即大量向福建地區招募文教和新聞工作人員,政治環境也看似較為單純,陳庭詩認識的一些文化人、知識份子,包括戰時互有接觸的木刻家、漫畫家,有不少都已前去臺灣。他們之所以如此選擇,一方面是為了擺脫求職困難、生計難以維持的窘境,另一方面,也抱持著到這一塊新近才回歸中國的土地上去看看的想法。

考量到上述種種,陳庭詩便決定答應《和平日報》分社的邀請,遠赴臺中任職。

電影進行到八分鐘,陳庭詩辨認出,在電影裡飾演「文清」這個角色的帥小伙,正是《悲情城市》開拍前,導演侯孝賢曾經帶到他臺中家中來拜訪他的梁朝偉。

電影十二分鐘處,陳庭詩看到了遙遠又熟悉、但又不能和他的記憶全然疊合在一起的影像。寬榮引介他的朋友們,一群本省籍的文人和知識份子,以及「唐山」來的記者,到了林文清家中聚會,清談議論,對時局發出批評和喟嘆。聽不見也無法參與討論的文清,雖然高興眾人的來訪,卻只能在一旁做一個無聲的觀察者。稍後類似的情境又出現兩次:一次在餐廳,一次同樣在文清家。餐廳那次文清沒有參與,而第二次在他家,寬美(寬榮的妹妹)聽到一半,索性招招手,拉著文清坐到一邊,背對著高談闊論的眾人,自顧自地筆談去了。

來臺一段時日,陳庭詩才逐漸搞清楚在戰時同樣是做木刻版畫的同行,來到臺灣之後的大致情形。在他過來之前,有一些木刻家早已抵臺。最早是黃榮燦,並以他為中心形成木刻版畫界在臺的聯絡網。接著朱鳴岡、陳耀寰、荒烟、麥非等人也相繼而來,他們不是當記者,便是當編輯,並從事木刻或漫畫活動。雖然陳庭詩和這些木刻家彼此都認識,但因為陳庭詩自認個性內向,又聽不見,很少參加他們的聯誼活動。反而是《悲情城市》中,三五個本省、外省文化精英互相交流餐敘的場景,因為陳庭詩任職《和平日報》的緣故,而較常出現在他的現實生活中。

報紙發行前夕,主筆王思翔等人在社長李上根的授意下,開始代表報社密集地拜訪臺中各界本省籍名流,包括林獻堂、黃朝清、葉榮鐘、楊逵、張文環、謝雪紅等。其中和楊逵等藝文界人士的接觸,為王思翔和陳庭詩後來在臺中開展的其它文化工作,初步奠下了合作的契機。

當時臺灣的社會問題已經非常嚴重,各界人士包括國民黨內部一些中低階官員,對以陳儀為首的臺灣當局及施政實績議論紛紛,有時還相當激烈。對於這樣的現況,王思翔採取和其他半官方報紙類似的辦報方針:「不反皇帝,只反貪官」。

即使如此,《和平日報》初創的頭兩三個月,相較於其他同業,態度仍算是十分激進。本地記者寫了許多地方新聞稿件,揭發不少貪官汙吏和地方惡勢力的醜事。根據報社同仁所揭發的種種,陳庭詩在他負責的〈新世紀副刊〉、〈每周畫刊〉專欄等版面刊登自己的漫畫作品,諷刺貪官,反映民生。有時,陳庭詩心中想抨擊、諷刺的時事太多,畫出來的漫畫連自家副刊都沒有足夠的版面可以刊出,還會另以筆名「白玲」,將多出來的作品投稿到《中華日報》的〈海風副刊〉發表。

能夠放膽批判社會上種種不公不義的現象,陳庭詩自然頗感痛快。對於作為軍方機關刊物的《和平日報》,社長李上根竟然容許底下的人大肆批評當局,陳庭詩和同事們除了覺得很有意思,私底下也對報社高層擺出這樣態度的原因議論紛紛。

《和平日報》敢言別人所不敢言、敢登別人所不敢登的作風逐漸傳開,引起讀者的好感,銷量猛增。發行後,僅用了短短數月,一舉躍居成為僅次於《新生報》的臺灣第二大報,在嘉南地區更是遙遙領先其他同業,成為嘉南第一大報。但是陳庭詩注意到,即使報紙的銷售量急速攀升,報社內的同仁,尤其是位處第一線的記者大都沒有鬆懈,有些還更加賣力。主筆王思翔也是如此,即便在忙碌的工作告一段落,也還經常坐在辦公桌前,皺著眉頭,思索著報社該如何往前踏出下一步。

「庭詩兄,我有個想法想跟你討論一下,你現在方便嗎?」某日陳庭詩編務處理到一個段落,正在小憩時,王思翔忽然趨前遞了張紙條過來。

「請說,不必如此客氣。」

「我在想,我們好不容易來到臺灣,整天只是關在社裡,至多是在臺中一帶活動,總覺得就這麼下去,這一趟算是白來了。現在臺灣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關係有些緊張,我認為原因是臺灣才剛回歸中國,彼此都不了解,語言又不通,就容易有誤會。我想我們可以花些時間繞臺灣島一圈,四處走走逛逛,什麼地方都去,深刻地去認識臺灣。每到一處,你畫一幅圖,我寫一篇文章,用專欄的方式在報紙上呈現我們的見聞。我們自己開了眼界之外,外省人讀了對臺灣有進一步的認識,本省人也會知道我們是有心想要了解臺灣。」

「構想很好,我很樂意去做這件事。這個專欄的名字叫什麼?」

「還沒想到。庭詩兄可有想法?」

「『環島行腳見聞』,你覺得如何?」

於是王思翔利用記者的方便條件和本省報社同仁的關係,偕同陳庭詩在幾個月內跑遍了許多地方,從城市、村鎮,到原住民聚居的山區都去了。每到一處,他們不僅僅是欣賞山光水色,還特地參觀工廠、電站、碼頭、學校、街市、寺廟以及監獄等地,訪問了各色各樣的人,據此將他們兩人分工合作的成果連載於《和平日報》上的〈環島行腳見聞〉專欄。

因為這幾個月的見聞,相對於其他同時期在臺灣的外省人,陳庭詩和王思翔對臺灣的現況是有較全面的了解的。他們理解到,經過五十年的相隔,臺灣的社會面貌起了相當大的變化,和以往在中國所見的幾個省區都有非常巨大的不同。至少在西部平原,現代化的工農業和交通運輸系統已經基本建立,城鄉關係和教育系統也和中國有一定的差異,而這些不同,也必然地反映在臺灣人的生活和思維方式中。這些變化,是身為外省人的陳庭詩和王思翔先前所不理解的。待到實際深入走了一圈,他們卻強烈感受到自己對臺灣的了解還遠遠不夠。

(中略)

二二八事變突然爆發了。儘管在此前,臺灣的社會問題日益險峻,群眾不滿的情緒也很強烈,陳庭詩和報社同仁之間,也曾就供糧問題互相交流意見,猜測春夏間糧食問題如果沒有妥善解決,可能會引起騷亂,但仍沒有想到事情來得這樣快,又這樣劇烈。

二月二十七號晚間,臺中方面就獲知臺北市民因抗議緝私人員打傷小販、槍傷路人而圍攻警察、警局的消息,但尚未在臺中引起波瀾。隔日,事態擴大,「處理委員會」成立,由官方派員會同民間代表共同會商以解決問題,但臺中市仍平靜如常。三月一日,風聲又緊了一些,開始聽說臺北發生了「打阿山」(主要針對外省籍官員)的事件,又聽說軍警向群眾開槍,射殺了一些無辜市民。臺中雖然還沒產生騷動,報紙也照常出版,但陳庭詩和報社同仁已感到外頭頗有山雨欲來之勢。

這晚,去找謝雪紅和楊克煌的王思翔一回到報社,便一臉嚴肅地告訴陳庭詩和其他外省籍員工:「我們都待在這,不要出去。」隨即轉告眾人他從謝、楊兩人那聽來的消息。臺北方面已經派人到全臺各地方動員民眾,臺中也將在隔日召開市民大會。報社的外省籍同仁絕對不要到市上採訪,當然更不要過問市民的活動。王思翔起身告別時,楊克煌對他說了一句閩南話:「白貓偷食、烏貓抵罪!」意思便是要王理解,接下來在臺中市,很可能也會有「打阿山」的情事發生。

果然,二日一早,街上就傳來陣陣憤怒的喧鬧聲。陳庭詩和其他外省員工不敢出門探聽消息,只能坐困在宿舍中靜等。過了一會,突然有一群陌生人持械闖入,聲言要搜尋武器,經報社雇用的女傭勸說一陣後才離開。傍晚時,謝雪紅派人安排報社員工到一間小旅館休息了一夜,隔日,再派人將員工們接回宿舍,並且分配人力到宿舍門口站崗,以保障他們的安全。

數日後,謝雪紅再度派人到宿舍通知報社員工,回社內準備恢復出報。不久,楊逵也捎來臺中處委會的意見,要求他們恢復出版《和平日報》。楊逵對報社的外省員工友好如前,並留在報社和王思翔共同主持編務。九日,大批政府軍由基隆港登入後,開始大肆捕殺群眾首領和一般市民,消息隨即傳遍全臺。

當時軍隊尚未進攻臺中市,但在空氣中逐漸凝結、變得越來越沉重的恐怖氛圍已經壓倒一切。謝雪紅和楊克煌隨著原《和平日報》嘉義分社負責人鍾逸人領導的武裝部隊「二七部隊」向埔里山區撤退,報社內的一些本省員工也跟著隊伍走了,楊逵則避居鄉間。過了一兩天,市面恢復,《和平日報》也照常出版,一切看似回到從前的舊樣子,但是報社內的許多人都十分不安,不知道當局將會怎樣實施它口頭上所說的「寬大」政策。

包括陳庭詩在內的報社外省員工都預料到,當局遲早會展開大規模的殘暴鎮壓,首先是對參與或涉嫌參與事變的臺灣人,然後也「順便」在外省人中、特別是知識份子的群體裡,捕獵那些被認為是可疑和可惡的不安份子。陳庭詩、王思翔等人思前顧後,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紛紛措詞向社長請假或請辭,各自尋找門路,趕緊設法離開臺灣。在他們離開臺灣前後,軍統秉承陳儀、柯遠芬意旨,查封他們早已視為眼中釘的《和平日報》,罪名是「事變期間,言論反動,煽動叛亂」。在臺灣報業史上曇花一現、璀璨無比的《和平日報》,就此成為一個歷史名詞。

臨到最後,電影藉由誦念寬美寫給外甥女的一封信,交代文清被當局抓走的始末。陳庭詩想,要是他當時沒有離開臺灣,大概也會像文清一般,工作到一半,或者是在睡夢中,突然被闖入的軍警帶走,不知道帶去哪,也不曉得最後會有怎樣的下場?《悲情城市》在臺灣公開上映後,因為挾著在威尼斯影展獲獎的殊榮,絕少有人給予負評。但也有人說,為什麼要以文清這一個聾啞者的視角來敘說二二八?難道在面對臺灣史上一個無可抹滅的時代悲劇時,侯孝賢和《悲情城市》的工作團隊,竟然是選擇裝聾作啞、輕描淡寫地帶過?

製作電影的人是怎麼想的,陳庭詩並不清楚。不過他很明白:自己正是以一個聾啞者的身份走過那個年代。即使聽不見,也無法透過語言表達,裝聾作啞,是在那劇烈動盪的一年中,唯一一件他不曾做過的事。

作者